苏轼以民之忧为忧，同样也是以民之乐为乐。
在刚到凤翔的第一个冬天，他冒着寒风四处走访，在凤翔城东看到一个荒废的池塘，池水已然干涸，淤泥都露了出来，唯有几株枯柳呆立池边，一派凄凉景象。
下属告诉他，这就是古老的“古饮凤池”，相传周朝有凤凰路过岐山，在此饮水，故而得名。年久失修，现已毁败，周边农田也无法得到灌溉。
苏轼决心予以修治，按照“涝则闭之以蓄水，旱则泻之以灌田”的目标，在公务之暇亲自设计了修治工程，带领几百工匠，引凤凰泉水入池，解决了池水干涸的问题，且汇聚成一大湖。
他在《东湖》诗中开心第说“但见苍石螭，开口吐清甘”。
随后，苏轼将“古饮凤池”改名“东湖”，广种垂柳，绿树成荫，这里成为凤翔百姓休闲观光的胜地，也成为周边农民防治旱灾的“水库”，可谓一举两得。至今，凤翔东湖依然有两个亭子保留了苏轼当年的命名，一个叫君子亭，一个叫宛在亭。千年之后，当地百姓还在东湖修建了望苏亭，寄托对苏轼的怀念。
苏轼留给凤翔最有名的亭子还是喜雨亭。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才开始修建官舍，顺便建造一个小亭子。
那个春天，“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又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下雨，老百姓的忧愁达到顶点。因为“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
终于等到下了一场大雨，弥漫在凤翔城乡的所有忧愁才烟消云散，“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在凤翔没有雨的那些日子，不只是民以为忧，苏轼也是忧伤的。而当大雨瓢泼的时候，他也跟凤翔的百姓一样欣喜若狂，所以才把自己的小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亭以雨名，志喜也。”
这种发自肺腑的与民同忧同喜，激荡在苏轼的胸怀之中，于是就有了千古传诵的《喜雨亭记》。
后世，《喜雨亭记》被收录进清人编写的《古文观止》，也被收入现代的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章。
苏轼曾在上报朝廷的《策别》中直言“民者天下之本”。从其仕途的第一站开始，他便践行着这一理念。正是因为苏轼在凤翔踏踏实实做的几件实事，以及那种天然质朴的为民情怀，凤翔百姓给他起了一个“苏贤良”的外号。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被任命为判登闻鼓院事。
登闻鼓院，于阙门悬登闻鼓，许人鸣冤。唐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下或击登闻鼓。宋初，立登闻鼓于阙门之前，置鼓司，先以宦官，后以朝臣主管。景德四年（1007年）始改称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掌接受文武官员及士民章奏表疏。
凡建议有关朝廷政事、军事机密、公私利害等事，或请求恩赏，申述冤枉，贡献奇异术等，如不能依常规上达皇帝，可先到登闻鼓院呈递事状，如受阻抑，再报告登闻检院。
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
中途过京兆、临潼，苏轼去华清池逛了一遭，看到当年唐明皇赐浴杨贵妃之地，他不禁感慨丛生，自编词牌《华清引》，并填词一首：
“平时十月幸兰汤。玉甃琼梁。五家车马如水，珠玑满路旁。
翠华一去掩方床。独留烟树苍苍。至今清夜月，依前过缭墙。”
不料，回到开封的翌年，也就是治平三年（1066年），苏轼深爱的妻子去世。
苏轼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十九岁的苏轼，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去世了。
王弗性格“敏而静”，婚后并未告诉苏轼自己知书。每当苏轼读书的时候，她则在旁边终日不去。后来苏轼有遗忘的地方，她反倒给予提醒。好奇的苏轼问她别的书里的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这让苏轼又惊又喜。
苏轼赤子童心，性情浪漫，“觉天下无一个坏人”，王弗则有知人之明，对苏东坡为人处事以及治学为仕，都提供了不少合理的建议。
每当家中有下属同僚前来拜访，王弗就在帘子后面悄悄地听他们交谈，等苏轼回来了便会提醒苏轼对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之人要有所戒备。有些人有求而来，表现得甚为亲厚，这种人怕是不能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后来果然这样。
王弗陪伴苏轼度过了官途最辉煌的十年，这十年里，苏轼与苏辙兄弟高中进士，名满天下，被授官职，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王弗因病去世，对苏轼是巨大身心打击，成为他一生之痛。
祸不单行，不久，父亲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苏轼把自己对发妻的无限哀思，化成三万株常青的松苗，亲手栽在埋葬爱妻的山头，凌冬不凋，经暑不变，沐雨栉风，岁岁年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按照王弗的临终遗嘱，苏轼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
王闰之在才情方面比不上堂姐王弗，是一个擅长炊茶采桑、地地道道的村姑。但王闰之确属贤妻良母，尤其是能够对苏迈视如己出。
王闰之跟随苏轼十六年，历经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官任，起起伏伏，颠沛流离，却始终不离不弃。
但对于大文学家苏轼来说，他对王闰之更多的是尊敬和感激之情，由于王闰之的学识限制，使得他们之间在文学作品上很难有所沟通交流。
翌年，苏轼主管官浩院，就是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
此时，朝廷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宋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
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