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宦游生涯的第一个驿站是陕西凤翔，任凤翔府任签书判官，职务全名很长，足足有21个字——“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前面两个官名都是虚的，分别代表级别和待遇，级别是从九品下，享受正九品待遇，只有最后一个是实际职务，也就是凤翔府签判。
宋代的签判掌诸案文移事务，主要掌管机关日常公文，也分管一部分案件、税务等工作。
凤翔古称雍，项羽封章邯为雍王，即在此地。因“凤凰鸣于岐、翔于雍”的传说，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为凤翔府。
到了北宋王朝，凤翔是西北重镇，地位远超一般州郡。所以，苏轼的仕途起点不可谓不高，这也是因为韩琦、欧阳修等重臣的奖掖推荐，朝廷才对其破格重用。
苏轼的弟弟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与苏轼一起中进士。苏辙与苏轼赴京应试时，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
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又经过渑池，忆及苏辙曾有《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鸿爪留印属偶然，鸿飞东西乃自然。偶然故无常，人生如此，世事亦如此。苏轼用巧妙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漫长的征途，所到之处，诸如曾在渑池住宿、题壁之类，就像万里飞鸿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痕，接着就又飞走了；前程远大，这里并非终点。人生的遭遇既为偶然，则当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果能如此，怀旧便可少些感伤，处世亦可少些烦恼。
苏轼的人生观如此，他劝勉爱弟的深意亦如此。这种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符合古代士大夫的普遍命运，亦能宽解古代士大夫的共同烦恼，所以流布广泛而久远。
苏轼到了凤翔，下车伊始，便加班加点投入工作。他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自述：“伏自到任以来，日夜厉精”。
苏轼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让当地老百姓痛恨和畏惧的问题。
那就是“衙前之役”，这是宋朝的一种徭役，顾名思义，就是差遣百姓帮着衙门办事。办事的范围很宽泛，比如给衙门做饭、泡茶、煮盐等等，但主要职责是看管仓库、运送公物。
这都不是容易的活儿。看仓库，仓库失火了、进水了、被盗了，都得照价赔偿甚至治罪。运送公物则更苦了，当时治安很差，路上万一被“梁山好汉”打劫，那就得赔上身家性命了。
因此史书对此评价说，“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
苏轼所在的凤翔，更是衙前之役的重灾区。这里的老百姓每年都要在终南山砍伐无数木材，编成木筏，装载着西北诸州县的官物，沿着渭水进入滔滔黄河，一路漂流而下。经过三门峡等险峻之地，运抵位于黄河下游的首都开封，交割完毕，才算任务完成。真可谓九死一生！
更让苏轼感到气愤的是，当地部分官员毫无悲悯之心，很多公物明明无须紧急运送，却还强迫服役的百姓赶在黄河汛期出发，这不是驱民入渊吗？
苏轼抓住了问题要害，果断修改了制度规定，让服衙前之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选择运输时间，避开黄河汛期，这样衙前之役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1063年3月，宋仁宗去世，宰相韩琦任“山陵使”，负责修建仁宗皇帝的陵墓。修陵需要大量巨木，韩琦就把这个任务压到了森林密布的凤翔府。而苏轼作为凤翔签判，负责具体落实运输巨木的任务，需要组织大量民夫服衙前之役、运送巨木。
韩琦是当年提携苏轼的伯乐，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苏轼都得尽心尽力，甚至超额完成任务，方能报答知遇之恩。
可是，苏轼却毅然给韩琦写了一封信。在这篇《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苏轼直言“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洋洋洒洒、直抒胸臆，把自己见到的真相写了下来，论述了凤翔衙前之役对百姓的危害。在信的末尾，苏轼恳求“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劝说韩琦裁减数量，尽量纾解民困。
在运送这批巨木时，恰逢渭水干涸，民夫只能变身纤夫，用万千血肉之躯挽木而行。苏轼看到“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的场景，将其写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长诗中，感慨“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
即使他为这一方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他依然感到羞愧。“民劳吏宜羞”这五个字，应该送给那些劳民伤财的庸吏，该感到羞愧的绝不应该是苏轼。
在那些欺压百姓的恶吏面前，苏轼则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一面。他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潜规则”。
当时凤翔府的监狱里关押了不少良民，很多是因为服衙前之役获罪的，正如他在《上蔡省主论放欠书》中说“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有的是因为运送的竹木漂走了，有的是因为看管的粮仓里的粮食时间长了变质，便被抓了起来。
其实，朝廷对这类事已经下了诏书，要求赦免有关人员。凤翔府负责此事的官吏却把朝廷明诏秘而不宣，“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大量“囚犯”被关在牢中，以追讨他们所“欠”的财物，甚至有遇到六七次赦免都继续关押的，导致朝廷诏书成了一纸空文。等到这批人把家底儿全都吐出来之后，当地官吏才公布赦免诏书，可是人也关了，钱也罚了，诏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苏轼得知内情之后，亲自到监牢里面询问。“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
苏轼通过亲自“询囚”，敏锐洞察了一切，果断释放了这些百姓，让他们回去安居乐业，又严厉惩罚了恶吏，并把这个“潜规则”如实上报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