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的苏轼见山爱山，见水爱水，若是有个风景尚好的地方，他还没有爬到那儿去，回到家里必然会惆怅数日。等他翩然而至的时候，便在山水间逍遥游玩，或采摘林间各种花朵，或捡拾已落的松果，或掬水就喝，看见的人以为他是个小神仙似的。
一个如此热爱青山绿水和风清云静的人，身上必然有一种天然的气质，一种飘逸的气质，一种神秘的气质，苏轼从小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一种文人气，与生俱来的。
苏轼身上的异常气质确实是超乎常人的，但这仅仅是其成长的必要条件。苏轼的异常见识也来自于那份难得的勤奋和勇气。在多数人墨守成规、人云亦云时，苏轼总敢不落窠臼，大胆质疑，对前辈对老师尊重但不盲从，在学问上千锤百炼融化为自己血液里的东西。
苏轼少年求学时代正好是宋朝最贤明的仁宗庆历年间。在此期间，范仲淹主持了变法改革“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期间出现了当朝很有名望的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石介等。
石介为了赞颂这几个人，专门写了一首《庆历盛德诗》。
这首诗在当时流传甚广，也从遥远的京都汴京流传到眉山。苏轼的老师刘巨拿着传看，小小年纪的苏轼躲在一旁偷偷地看，他问刘巨，这首诗里写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刘巨说他没必要知道。但苏轼说“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人耳矣，何为其不可。”刘巨于是告知。
正是这次，还处于幼年时期的苏轼第一次听到了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鼓舞。在那个老师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完全平等的时代，敢于质疑的苏轼身上隐藏着的天性的学习主动性和个性。
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
父子三人在赴京科考的路上，拜谒了益州（今成都）太守张方平，张方平很快就看到苏洵身上的真知灼见和苏东坡诗才上的熠熠生辉。在当时的宋朝，只要有名公重臣的大力推荐，朝廷就可以据此任命官职。张方平本来与文坛领袖欧阳修政见不合，但为国家荐举人才的一片热心，让他摒弃前嫌，举笔致信欧阳修。
父子三人怀揣着张方平致欧阳修的书信，穿剑阁、过秦岭，于嘉佑二年（1057年）风尘仆仆地来到汴京城。
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为改革当时刻意追求靡丽华美的风气，带领一帮文人学士发起一场文风运动。作为礼部主试的欧阳修决定借着科举考试，坚决摒弃雕文琢字卖弄辞藻的陋习，凡由此耽溺的学子，一律不予录取。
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阅卷中，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文章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
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
苏轼致书谢及第，欧阳修读后欣然致书梅饶臣：“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关于皋陶这几句话的出处。欧阳修问苏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后来，欧阳修对苏东坡的奖掖和扶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不但为苏东坡讲好话，还将自己认识的年轻朋友介绍给他，引导和扶持着苏东坡迈向文坛的高峰。
贵人相助，张方平是贵人，欧阳修是贵人，为朝廷荐举和筛选人才让他们胸襟开阔，尽弃前嫌，这是苏东坡幸运的地方，这也是大宋王朝幸运的地方。
就这样，苏东坡凭借刻苦的努力，前辈的提携和扶持从童年时光、从少年时光、从青年时光一步一步成为大宋文坛上一颗耀眼的巨星。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正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佑四年（1059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
在嘉州（今四川乐山）渡口，他们遇到了郭纶。于是，苏轼写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第一首诗《郭纶》：
“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
途径荆州，苏轼写下生平第一首词《浣溪沙》：
“山色横侵蘸晕霞，湘川风静吐寒花。远林屋散尚啼鸦。
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
全篇通过描写深秋之景，即景抒情，表达游子思乡之意。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
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随后，苏轼兄弟同举制策入等之后，苏轼被任命为凤翔（今属陕西）签书判官，而苏辙因其《御试制科策》尖锐抨击宋仁宗，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只好自己要求留京侍父。
苏轼十一月动身赴任，是他们兄弟俩第一次远别。苏辙送兄赴任，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离京城开封一百四十里的郑州西门外，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
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辙作《怀渑池寄子瞻兄》云：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二苏兄弟情深，如今各自奋斗去了，前途未卜，彼此鼓励，就多些前行的动力。当然，还要看得开，“一切随缘，不要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