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知人善任，能任用人才。范仲淹不得志时，夏竦见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就保荐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与韩琦成为他的左右手。
范仲淹给夏竦写了《谢夏太尉启》，启中说：“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没想到，在随后的“庆历新政”中，夏竦和范仲淹成为政敌。
大宋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因为范仲淹在对西夏作战中表现突出，宋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后来又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八月，仁宗直接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随后，仁宗召知蔡州的夏竦回京任户部尚书、枢密使。但这诏令一出，即遭到朝中御史、谏官的激烈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及谏官范仲淹、余靖、蔡襄纷纷上书，言夏竦“奸邪”，万不能予以重用。
当时，夏竦已至国门，仁宗不得已，令其不得觐见，后选杜衍出任枢密使。
此等结果，对于一心在朝堂有所建树的夏竦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自北宋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间，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逐渐突显出“冗员”、“冗兵”、“冗费”弊端，给宋朝带来巨大负担，也催生了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
针对这些问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范仲淹御笔亲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
范仲淹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事上疏仁宗。
仁宗看后，采纳了范仲淹的条陈，以诏书颁布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围绕九件事开始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此时，心灰意冷的夏竦去亳州任职，但朝堂之上对其的进谏并没有结束，夏竦面对“言者犹不已”的情形，上万言书自辩。翰林学士孙批答为“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弥谤言，莫若修实行。”
自从宋仁宗亲政后的十年间，夏竦多被外放，夏竦自认为自己干得不错，这次任命为枢密使，得以回归朝廷。没想到却惨遭群臣口诛笔伐，回归朝廷无望。
与之相对应的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受到重用。谏官蔡襄言“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蔡襄将这次朝臣的重新任命归结为进贤退邪。
国子监直讲石介是当时有名的“愤青”，他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在诗中极力推崇范仲淹、韩琦等人，而把夏竦等称作“妖魃”、“大奸”。
夏竦丢了枢密使的官职，本来就窝火，现在又被石介称为“大奸”，受到天下人的耻笑，心中的恼恨可想而知。
从政治上讲，夏竦属于保守派，本来就反对新政，但他和范仲淹、韩琦之间并没有私人恩怨。新政派石介这一搅合，也引发了他对范仲淹、韩琦等人的敌视。
夏竦出手了，一出手就直击新政派的“命门”。
庆历四年（1044）初，他鼓动朝臣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拉帮结派，是“朋党”，引发了朝廷对“朋党”的争论。
宋仁宗与朝臣论及对朋党的看法，范仲淹回答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朋党是历朝统治者的大忌，“朋党”前面加上“君子”，它还是“朋党”。范仲淹公然承认自己是“君子之朋”，引起了宋仁宗的疑惧。
同年四月，欧阳修写了《朋党论》，公然宣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还进一步指出“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就是间接承认了他们和夏竦、吕夷简之间的私人恩怨就是“朋党之争”，这无疑是在挑战宋仁宗的心理底线。这让宋仁宗对新政派十分不满，对改革的热情也消退了。
接着，夏竦又发动了第二轮攻击，这次直接拿石介开刀。
石介给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写了一封书信，让富弼行“伊周之事”。伊川和周公都是大名鼎鼎的功臣和忠臣，石介这是在勉励富弼为宋仁宗鞠躬尽瘁。
不想这封信竟被夏竦截获了，夏竦让女婢练习石介的笔迹，然后把“伊周”改为“伊霍”。
一字之改，意思大为不同。“伊霍”取西汉权臣霍光废立皇帝之意，废立皇帝是大逆不道之罪，足以诛九族。
夏竦把信交给宋仁宗，宋仁宗虽不相信石介、富弼敢废掉自己，但加深了对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反感。范仲淹和富弼也惊惧不安，都要求外放。不久两人都离开京城，保持原职宣抚地方去了。这两位新政派领袖的离去，也基本宣告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搞了个“进奏院案”，随后宋仁宗下诏书，公开批评范仲淹这些“朋党”，新政派官员全部被贬出朝，“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石介成为众矢之的，被外放通判濮州，还没到任，就于庆历五年五月，病死在家中。
“庆历新政”是北宋朝廷为解决国家三“冗”的弊端而进行的一次改革尝试，这次改革触动了朝廷中守旧派的利益，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十六个月后逐渐被废弃。
从“庆历新政”发展的过程看，夏竦伪造书信逼迫范仲淹下野成为重要的转折点，而宋仁宗放范仲淹离京成为新政走向结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