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的那封信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作为改革派核心的范仲淹和富弼都百口莫辩，最终只能被迫下野外放。
而非常奇怪的是，一贯支持“庆历新政”的宋仁宗却保持了沉默，没有派人核实这封书信的真假，对于范仲淹自请外放也没有挽留和阻拦。
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只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新政触动了文官执政制度的根基。
三冗问题是宋朝政治的顽疾，与宋朝政治改革同时诞生，又互相交织在一起。
在宋朝以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门阀集团为主的政治模式。宋朝的政治改革在赵匡胤和赵光义执政期间展开，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官政治形态，最后也成为后世元明清三朝的范本。
赵匡胤和赵光义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因为五代十国的混战，让他们深知隋唐时代政治的弊端。
从东汉末年以来，直到唐朝初期，都是门阀政治的时代。门阀世家之前为了争夺君权互相征战，最终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最终走向灭亡。
唐朝末年，将门世家与各地节度使结合，形成了藩镇势力。藩镇拥兵自重，互相攻伐和争权夺利，也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宋朝的文官政治基于权力分化的理念展开，以制衡的方式互相监督，避免文武官员权力过大而发生内乱，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这种分权和制衡的政治理念非常先进，比西方法国大革命的三权分立至少早九百年。
但是，为了达到分权和制衡的目的，朝廷就不得不配置更多的官员，于是冗官的矛盾就产生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冗兵、冗费。
宋仁宗最初希望“庆历新政”能解决三冗问题，若如此，则既能加强朝廷对国家的控制力，又能革除宋朝文官制度存在的顽疾。
但是在新政过程中，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不仅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也动摇了赵匡胤和赵光义所建立的文官执政制度。
新措施明显违背权力制衡分化的基本理念，仁宗开始犹豫。
这时，为了破坏新政，以夏竦为首的旧守派以朋党论攻击改革派，让党争进入高潮。
范仲淹和欧阳修首先出来辩解，这一辩解可不要紧，不论是范仲淹的“君子之党”，还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上书，都坐实了新政改革派是朋党的事实。
最为重要的是，参与新政改革的都是宰相晏殊的朋友、门生和亲戚，这就让仁宗对这个新政朋党产生了警惕。
“庆历新政”虽然以范仲淹为首，但名义上领头的却是宰相晏殊。而在新政朋党之中，范仲淹、韩琦、欧阳修都是出自晏殊门下，而富弼不仅是晏殊的女婿，还是范仲淹的门生，关系更加密切。最夸张的是，这个朋党超出了以前南、北、蜀三党的范畴，聚集了三党的精英，这完全破坏了南北两党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
在这样的情况下，范仲淹与韩琦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如果这些措施执行，虽然能够强化朝廷权力，改革宋朝弊端，却让朝中形成了改革派一家独大的局面。最可怕的是，这种局面会让军政大权集中到宰相手上，这就回到了唐朝政治的格局。这不但与赵匡胤和赵光义留下的分权制衡政治理念不符，也会出现架空皇帝、君权旁落的情况。
是否继续这个新政，让宋仁宗陷入两难。
如果直接终止新政，则很可能引发朝廷的进一步动荡。而范仲淹等人自动辞职下野，则可以一步步的逐渐废除新政，减少政治波动，让重新恢复权力制衡的格局。
夏竦伪造的书信看似污蔑诽谤，却给宋仁宗找到了理由。
出于这样的考虑，宋仁宗既没有对书信的真实性进行调查，也没有挽留范仲淹，而是保持了缄默。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让舆论不断发酵，也让改革派陷入舆论风暴之中，范仲淹被逼下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富弼被迫出朝，反对派乘机排挤拥护新政的官员。杜衍、韩琦、欧阳修也先后遭贬出朝，“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它未能改变宋朝的内外交困，但却为王安石变法吹响了前奏。
宫斗无比残酷，卷入其中的贾玉兰最后选择了自杀。
赵祯派人把她的遗体送到了夏竦那里，真正全了两人的情意。虽然不知道赵祯的此番做法到底是为了张妼晗，还是真的心疼这对苦情人，但是这件事对夏竦来说，却是天恩浩荡。
也因为这件事，夏竦非常感激，把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都拿了出来，交给了赵祯。
夏竦和贾玉兰，虽然没有真正的长相厮守夫唱妇随，但是这一辈子，无论遭遇了多少，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变过。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这一对，甚至比其他人都要幸福——
张妼晗得到了赵祯一生的宠，就连死后也被追封为皇后，但是平心而论，她却没有真正得到赵祯的爱，因为张妼晗的存在，不过是因为她不像其他宫中女子一般恪守规矩，能够带给他新鲜感。
曹丹姝得到天下女子从来最渴望的高位，但是终其一生，赵祯跟她之间都是君臣关系，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夫妻情分，就算偶有甜蜜，也如同玻璃渣子里的糖，吃着扎嘴，甜中合着血的咸。
不可否认，贾玉兰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始终没有嫁给心中所爱，一辈子无名无分地陪在他身边，但是至少她得到了一份真情，最重要的是她的结局，印证了那句老话——生不同发死同穴。
“庆历新政”结束，此消彼长，保守派起势。
庆历七年（1047年），夏竦入朝拜相，旋即改授枢密使，封英国公。次年，复拜同平章事。皇佑元年（1049年），进封郑国公。
皇佑三年（1051年），夏竦奉诏监修黄河堤决，亲自冒雨到大堤查看工程进展，结果病倒了，回到京师一病不起，于农历九月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朝廷追赠夏竦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仁宗打算赐谥“文正”，这可是古代文官最高等级的谥号。
结果，又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司马光连上两状，极言夏竦是如何贪婪、无信和奸邪，而其奸邪的面目已是天下共知，仁宗如果执意为其定谥号“文正”，将会无法面对天下正直之士。
面对群臣的重压，仁宗只好让步，最后夏竦的谥号定为“文庄”。
仁宗特赐给夏竦“文正”谥号，的确不妥当。夏竦中伤石介、富弼一事，为时人不齿，被定性为奸邪，在重气节的封建时代，夏竦怎能给贴上“正”的标签呢？宋朝的谥法制度已经十分成熟，自有其规矩，仁宗越过考功司、尚书省，特赐夏竦谥号，必然会遭到大臣们的反对。
最后夏竦的谥号定为“文庄”，比较客观地对应了他的生平事迹，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夏竦在文学上的造诣，谥为“文”，当之无愧。严敬临民曰“庄”，夏竦勤政爱民，多有政声，也配得上这个“庄”字。
夏竦宦海沉浮四十年，历经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身前身后争议不断。
夏竦虽操行多疵，立身行事有苟合之处，少有刚正不阿之气、直言说论之节，但观其诗文和奏疏，亦有忧国忧民之语。他善于治军，赏罚分明，体恤下属，不失为“豪杰之流”。
倾向于新政派的《宋史》，把夏竦、王钦若、丁谓列为一传，视为“大奸”之人，实属过苛。
夏竦在历史上的形象和韩琦、范仲淹有天壤之别，除了他自身原因，也和他身前身后话语权缺失有关。话语权放大了他的负面形象，掩盖了他的正面形象。
夏竦的《偶成》诗，道尽了世事无常：“非才遍历清华地，悟佛方为止足身。浮名浮利莫相试，三千世界一微尘。”
夏竦一生，毁誉参半，其言行已镌刻在时间之柱上，一切皆留与后人评说。
舞女农钰，当然也随着贾玉兰的离世离开了教坊。
词神弄玉的历劫档案里，又记下了一颗文曲星。等她集齐了九百九十九颗文曲星，这次历劫才能算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