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心照不宣，上演了一幅天降瑞书的闹剧。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在朝堂上，真宗对群臣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朕刚要入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斋戒一月，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
“朕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从十二月一日起，朕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
“适才皇城司来奏，称在左承天门南发现有帛布悬于屋脊上，朕即遣中使去察看，回报说帛布还包有类似天书的东西，封口隐然有字。这不正是神人说的天书吗？爱卿们，随朕去接天书。”
“恭贺官家！此乃我大宋之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旦等当即三拜称贺。
真宗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诚惶诚恐地把“天书”迎奉到道场，当众开了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的是：“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内容大意是说真宗以孝道承统，务以清净简俭，必致世祚长久云云。
真宗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宣读后，依旧包起，郑重盛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另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
随后，真宗在崇政殿设斋宴，接受百官朝贺。为了扩大影响，真宗接连下了几道诏令：大赦天下、改元为大中祥符、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许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又授意陈尧叟、丁谓等再从经义中找出相应的内容，加以附和。
上有好，下必效。一时间，大中祥符年间，北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
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三月间，王旦牵头，动员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为了把假戏做真，真宗一概“不允”，群臣又“表凡五上”。四月初一，天书又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初四，真宗方始“同意”，“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
真宗召三司使丁谓问了封禅所需经费事宜后，即命翰林及太常详拟封禅仪注。
对于真宗装神弄鬼，杨亿极其反感，于是在草诏中写到“‘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等语”。
正在兴头上的真宗大怒，就让杨亿靠边站，让别人草诏。
杨亿随后又写了《汉武》诗：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此诗对仗工整，典故频出，隐讽真宗奢靡求神，不问苍生问鬼神。
真宗当然知道杨亿这首诗的真正含义。杨亿渐渐失宠了。
随后，真宗任命了主要负责官员，其中，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为封禅度经制置使，丁谓负责计度财用。
六月初，真宗派王钦若为先行官，赴泰山筹办具体事宜。
王钦若一到乾封（今泰安县）即上言：“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现。”不久，又遣人将自己伪造的“天书”驰送京都。
真宗再次召集朝臣说：“五月丙子夜，朕又梦见上次的神人对朕说：来月上旬，将赐天书泰山。朕即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报，果然应验了。”王旦等又是再拜称贺。
一切准备就绪后，真宗即于十月初正式东行。“天书”被载以玉辂，在前开路；王旦等文武百官随从；还有一大批供役人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历时十七天才到达泰山。
在山下斋戒三日，始行登山。按照事先拟定的礼注，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后，第二天又下到社首山行了祭地礼。
真宗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
这次“东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后花了四十七天时间，演绎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而宋真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皇帝。
封禅泰山结束后，这场由王钦若执导、宋真宗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时结束了，但真宗并没有停止其“以神道设教”的事业，那些阿谀取悦之徒也仍然不断向他“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几至达到“全国上下如病狂热”的地步。三年以后，在一些人的怂恿下，赵恒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又称“西封”）大礼。
可以说，一直到死，真宗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视为其功绩连上天都认可的证明。
官场总是容易树敌，再有才华、居高位，也不能保证没有敌人，有的主动树敌，有的则是被动，或者无意之间。
真宗后期，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媚上邀宠，杨亿被群小包围，遭到排挤，处境艰危。
杨亿的宿敌丁谓，家世寒微，27岁中进士。虽然在当时算不上久困科场，但跟11岁就拿俸禄的杨亿还是没法比。走入官场后，丁谓没能留在皇帝身边写文章做“清官”，而是被派去任“浊官”，做了很多实事，一步步地拼到高层。
论出身、入仕，丁谓和杨亿完全是两种路线。
从“浊官”变成文学侍臣后，丁谓的做事方法也跟杨亿很不一样。
一次，真宗想要立刘氏为皇后，让杨亿写诏书。杨亿认为刘氏的出身、人品都不如沈才人，坚决不写。结果，人家丁谓写了。
杨亿很看不上丁谓。丁谓升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众人都去祝贺，只有他出言嘲弄。当时有文坛大家赞许丁谓，说丁谓的诗风很像杜甫。杨亿则公开说自己最不喜欢杜甫的诗，把杜甫比作“村夫子”。
丁谓坐上相位后，早年能干实事的优点全扔了，把心思都花在讨好真宗上。他怂恿真宗到泰山封禅，还利用“求仙”的迷信思想愚弄真宗，鼓动其建造豪华的宫殿迎接神仙。他喜欢向真宗奏报拜神时有多少只仙鹤在廊下起舞，因此被人讥讽为“仙鹤宰相”。
杨亿将这些看在眼里，心里难免会有想法。封禅那年，他正好做了翰林学士，决定劝谏。他突然宣布自己喜欢李商隐的诗，到处搜求，写诗也模仿李商隐。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有了唐诗这个好榜样，宋朝的诗人就学了乖，在技巧和语言上进一步精益求精；同是因为这个好榜样，又让宋朝诗人讨了巧，放纵其摹仿和依赖的惰性。当时，白居易的诗歌已流行了100多年，白诗强调通俗易懂，恨不能写得让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明白。按这种审美，诗写成大白话就算是好诗，因此难免鱼龙混杂。
不管是否出于政治目的，杨亿在诗风上的转变，客观上推动了文坛诗风的创新。
真宗咸平、景德年间，杨亿与同在宫禁中任职的刘筠、钱惟演等十数人，效法晚唐诗人李商隐，诗酒酬酢，相互唱和，后结集成《西昆酬唱集》，天下士子争相模仿，盛极一时。因他们喜用典故，词藻华丽，浮艳成风，称其为“西昆体”。所谓“西昆”，是指西方的昆仑山，常常被用来代指帝王藏书之地。从字面上说，“西昆体”这个说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学院派”。“西昆体”的主要特点是遣词华丽，用很多典故，并且经常写到历代帝王和男女情事。其实，杨亿只是想借它们讽刺时局。
对于文坛来说，“西昆体”是一种新风气。“西昆体”展示出一种革新精神，代表着立国不久、朝气蓬勃的北宋。
不过，真宗看不到诗里的朝气，只看到讽刺。他被“西昆体”激怒了，据说是因为杨亿写诗讥讽了几位后宫嫔妃。
于是，真宗在杨亿36岁那年下令禁绝“西昆体”。当然，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你写那些古代昏君和负心汉，都是在写朕啊。”而只是指责西昆体“浮华”。
不过，真宗只是不让杨亿再写那些艳诗，并没有贬他的官。他仍然留在皇帝身边，起草重要文件。因为身体不好，杨亿几次请辞，真宗请了太医给他看病，免了他到朝中“坐班”，却舍不得放他走。后来好不容易让他辞官，又很快召回。
杨亿48岁那年，真宗病重，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命太子监国。寇准听说后，准备废掉刘皇后、罢黜丁谓，杨亿为此草拟了诏书。不料消息泄露，丁谓一派先下手为强，寇准遭到贬谪。因顾忌杨亿的才名，他们并未追究其责任。
不久之后，杨亿感到身体不适，嘱咐家人不要哭，自己坐到床上，旋即溘然长逝。
年少封官的他，一路走来，总比同僚年轻很多，难免疏狂，称呼年老的词臣为“翁”，也就是“老头儿”。一位老词臣愤愤不平地说：“你也有老的那天，这‘翁’字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另一位词臣笑着说兴许留不住，暗指他会死得早，没有老的那天。这本是一句戏言，不料却一语成谶。后人在追述这个故事时，也只能感叹这个巧合了。
对于杨亿的一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评价：博学与浮华，耿直与狂悖。
千年之后，毁誉已然与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