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功臣赵普（922年—992年），字则平，幽州蓟县人，后徙居河南洛阳。
赵普早年曾担任赵匡胤的掌书记。显德七年（960年），赵普辅佐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乾德二年（964年）拜相，协助赵匡胤削夺藩镇、罢禁军宿将兵权，实行更戍法、改革官制、制定守边防辽等许多重大措施。
赵普虽读书少，但喜读《论语》。其“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对后世很有影响，成为以儒学治国的名言。
赵匡胤对赵普极为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以后决断。
赵普大权在手，独断专行，朝臣对他非常忌惮，自然有人在赵匡胤面前说他的坏话。赵普却不加检点，对部下的贪赃受贿、胡作非为不加约束，最终惹出事来。
赵匡胤得知后大怒，惩治了违法官吏，同时也产生了对赵普的疑心。翰林学士卢多逊同赵普素来不和，这时也趁机在赵匡胤面前说赵普的坏话。
不久，赵匡胤解除了赵普的宰相职务，外放为河阳三城（故城在今河南孟州市西）节度使。赵普在政治上失势，远离了权力中心。
赵匡胤去世后，宋太宗继位，卢多逊被任命为宰相。次年，宋太宗诏赵普自河阳入朝，只是保留了太子太保的虚职，“奉朝请”而已。而卢多逊则继续排挤打压赵普，使得赵普在朝几年“郁郁不得志”。
当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赵普自然不甘心这种局面，在暗中等待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宋太宗继位后，最为忌惮的就是他的弟弟秦王赵廷美，但又苦于找不到借口。赵普洞察到他的这种心理，决定从这里开始做文章。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宗做晋王时的部属、如京使柴禹锡等人举报赵廷美图谋不轨，宋太宗为此召见赵普，询问他的意见。
“官家，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赵普趁机表态，提出只要恢复宰相之职，就能够帮助其处理好此事，并上密奏讲述了当年“金匮之盟”之事。
宋太宗心领神会，当即任命赵普为司徒兼侍中，恢复了他的宰相职务。不过宋太宗仍不放心，以是否要将皇位传给赵廷美一事试探赵普。
“太祖已误，官家岂容再误！”赵普断然回答说。这就是后来成语“一误再误”的由来。
在这种情形下，赵廷美在劫难逃了。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宫中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宋太宗正准备召宗室成员泛舟游览。
突然，有官员密告宋太宗：“秦王赵廷美欲于此时行刺皇上，若不得手，再诈称病于府第，候太宗车驾临省，再作乱以篡位。”
宋太宗听罢大怒道：“朕尚强壮，秦王就等不及了吗？这么着急继位！”冷静一想，又不忍暴露其事，因为这会败坏皇家宗室的名声。
于是，宋太宗下诏罢去赵廷美的开封府尹官职，出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
为掩人耳目，宋太宗还赐给赵廷美裘衣、犀带、银钱、绢彩诸物。差枢密使曹彬还代皇上给廷美饯行。同时，宋太宗褒奖两位同告秦王阴谋的官员，如京使柴禹锡迁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迁枢密都承旨，也贬降了一批与廷美友善的官员。
赵普和宋太宗的目的不一样，他真正要打击的对象，是政敌卢多逊。对此卢多逊也很清楚，所以赵普恢复宰相职务后，他就“益不自安”。
赵普曾暗示卢多逊主动引退让位，可是卢多逊贪恋权位，犹豫不决。赵普见他如此“不识相”，便于次年罗织了卢多逊勾结赵廷美的“罪证”。
赵廷美事发后不久，赵普就向宋太宗进“密疏”，告发卢多逊与赵廷美暗中勾结之事。
在宋朝，大臣结交亲王是一项重罪。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
由于赵廷美身为亲王，而卢多逊身为宰相，根据宋朝的司法制度，对于王公大臣的审讯，要经过“杂治”和“集议”的特别程序。
“杂治”是由君主指派官员组成特别法庭，负责调查犯罪事实，主要是“审”而不是“判”；“集议”则是根据“杂治”审理的结果，由朝廷大臣集体讨论，提出审判意见，最终由君主定夺。一般来说，君主都会从轻发落。
在此之前，宋太祖赵匡胤曾启动过的“集议”程序，乃是乾德五年（967年）的王全斌案。
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平定了后蜀之后，“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诸不法事”，被人告发。赵匡胤认为王全斌等人有功，不想把他们投入大牢。他表面上命令由中书门下组织官员调查，然后“令御史台集百官于朝堂，议全斌等罪”。百官集议，定其罪“法当死”，但赵匡胤最终还是“特赦之”。
而在卢多逊案中，先是启动“杂治”程序，“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杂治之”，然后“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
太子太师王溥等74人经过“集议”奏，“（卢）多逊及（赵）廷美顾望呪诅，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最终，卢多逊被削夺官爵，同家属一起流放崖州。
赵廷美被勒归私第软禁，不久又在赵普的挑唆下，被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并于两年后去世。
其他一些官员也受到牵连，遭到贬斥；卢多逊的属下则多被处死。
而宋太宗则排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可以心安理得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了。
秦王赵廷美的“谋反”案，是宋太宗和赵普君臣为一己之私利，在“合法”的程序下，联手打造的一起冤案。对此，后世的史学家们也直言不讳。
《宋史》对赵普的评价虽然多有褒美之词，唯独在这件事上不得不承认“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赵）普与有力焉。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君子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