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时，史泰因满有把握地说：“我的旅长，请相信，这支游击队将攥在您的手心里。”
“俄国谚语说：‘到了秋天鸡雏才能算数’，就让我们在军事行动之后再作结论吧，”旅长冷淡地答道，走出办公室。
史泰因感到沮丧——长官的语气使他很不痛快。
当他的副官走进来时，史泰因把烟卷掷进烟灰缸里，问道：“拉尔夫，你知道吗，我们的旅长还会用俄国的谚语作比喻？就是要这样研究敌人。”他冷嘲热讽地说。
“他在效仿元首。”副官说着把军大衣递给史泰因，和他一齐走出办公室。
就在当天，史泰因得到了一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党卫军营、40个“勃兰登堡部队”的亡命徒和两架侦察机。为使这次军事行动不走露风声，史泰因决定不吸收当地居民出身的警察和特务参加，整个行动由德军承担。
在对森林、无名湖邻近地带和通往湖心的小路进行仔细的全面侦察后，夜间，史泰因带领所属部队，抄近路向无名湖进发，切断了通往该湖的道路和小径，测量了水深，并开始侦察通向岛屿的道路、桥梁和岛屿本身。
部队到达后，发现了游击队的一处暗哨，两名德军士兵摸了上去，但立刻给哨兵发现了，但哨兵当场就被打倒，并解除了武装。德国人迫令他带路上岛。这个俄国人吃力地喘息着，磨磨蹭蹭地上了退潮后露出的木架桥，向岛上行进。
“快，快！”一个枯瘦的高个子德军上尉对他喝道。
当离岛还剩下不到500米的时候，俄国人停住了，装出拿不定主意继续往哪儿走的样子。
上尉用枪托猛击他的脊背和头部，又喊了起来：“快，快，俄国猪猡！”
俄国人继续向前走去。德国人在他后面急急忙忙地走着。很快他们和岛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当岛岸已清晰可见时，俄国人亮开大嗓门喊道：“弟兄们！这是德国人，开枪吧！”接着机枪、冲锋枪从岛上啦啦地扫射起来，德军当场给打死了十来个人，那个俄国人则跑上了岸，但给枪弹打中了，倒在了地上，也不知道是德国人打的还是俄国人打的。
因进攻受挫而狂怒的史泰因在飞机反复扫射小岛后，亲自率部队向岛上扑来，并用党卫军加强进攻力量。
岛上的防卫者一齐开火迎击敌人。德军作着短距离推进，向前冲锋，岸上布满了尸体。
游击队员们渐渐减少，力量众寡悬殊。德军从西边侧翼迂回，进入小岛的中心地带，从后边打击游击队员们。
几个游击队员占据一个环形防御阵地，开始用手榴弹击退进逼的敌人，但德国人的密集火力给了他们很大的杀伤，不一会儿，他们就只剩下了三个人。
“弟兄们，不能让俄罗斯大地蒙受耻辱！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国人引到布雷区，为此我们得冲到岛子北部去，让德国人追击我们，在慌忙中一定会碰上地雷。”
“中尉同志，这些地方我了如指掌，是我和游击队员们在那儿埋的雷，让我打头阵，只是请你们步步紧跟着我。”
“好！”
他们还没来得及从堑壕里爬出来，就听到德国人在喊：“俄国人，投降吧！”
一个游击队员转过身——在离他们30米左右的松树上坐着个德国人，正在用望远镜观看。他瞄准敌人开了枪。德国人不自然地扬了扬手，象麻袋一样掉在了地上。
德军再度向堑壕猛烈开火，堑壕中没有还击。
党卫军士兵们以为游击队员都被消灭了，就挺身站了起来，端着枪戒备地向堑壕走去。当他们走到离堑壕25到30米的地方时，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响了起来，第一排讨伐者在机枪的短程扫射下纷纷倒毙，其他的幸存者慌乱地回击了几枪，掉头往回跑去。游击队员继续向敌人猛烈射击。
“好样的，就这么狠狠打！”中尉递给机枪射手子弹带，鼓励道。
有人来到他的身后，他转过身来，突然看见了冲着他的步枪枪口和一个同伴那张因仇恨而抽搐变形的脸。一声枪响，射手松开了机枪枪柄，脸朝下栽到在地上。
“叛徒！”中尉扔下机枪子弹带盒，就探身去拿冲锋枪。这时那个人用枪托在他头上用力一击。他倒在堑壕里，不省人事。
那个人急忙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破白布，挂在步枪刺刀上，举到战场上面，用尽全身的力气挥动着，用德语喊叫道：“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是德国人。”
看见白旗，听到喊声，史泰因把两个党卫军士兵叫到自已跟前，命令去侦察一下堑壕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党卫军士兵匍匐前进，迅速向堑壕爬去。
那个人抛下武器，举起手来，喊叫着说：“我是德国人！”
德国人满腹狐疑地瞅着他，扑上去，想捆住他的手，但他呵斥他们道：“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马上领我去见长官，我会对他说明一切。”
两个党卫军士兵彼此对视了一下，问道：“其他人在哪儿？”
“被打死了，你们看，仅有的就是这个畜生，我相信他还活着。”于是他就使足气力用靴子猛踢中尉。中尉呻吟起来。
“活着！我准备把他作为礼物奉送给你们。真正的苏联侦察员。”
“很好！”又高又瘦的冲锋队班长大声说道。
党卫军抓住中尉，拖着他在地上行进。那个投降的人在一边急急忙忙地走着。
当这个人被带到匆匆搭起来的帐篷跟前时，军旗长戴着夹鼻眼镜向他迎面走来，开始用心地端详这只“猎物”。
“投降当俘虏，还说你是德国人。你用什么能证明自已是德国人呢？”
“我是德国军事侦察机关的军官安德里亚斯.费恩，上尉军衔。还是在35年被秘密地派往俄国的。我顺利地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取得合法身份，发展了可靠的关系，成功地完成托付给我的任务。并通过自己的渠道与柏林的侦察中心保持经常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