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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一句话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他们只是将人们对成为官员的渴望用文字表达出来。
实际上，自古以来有才能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赏识，那么就造成一种现象，无论是学什么都想要参与到国家的治理阶层之中。
真的不单单是儒家才希望紧紧抱住统治者的大腿，论节操最低实际上是法家。
说法家在统治者面前没有节操并不是贬义词，律法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统治者的利益，大体来说律法被创造出来就是用来限制别人，可在限制的过程中能够使社会存在次序。
统治者就是领头羊，而有一种很著名的“领头羊的效应”，也就是说只有一名“至高者”其实有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任何国家都只有一名最高领导人，而不是多个。
要说律法对权贵无用，那是历朝历代……永远都会存在的现象，可律法的存在还是保证了普通人的利益，没有律法的存在普通人其实才会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再是虚设，绝对要比完全没有法律好上很多。
刘彦当然渴望推广教育，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正视，那就是不能只用来教育人们读书之后去做官，教育理应是方方面面，做到用于生活。
学习知识要的方法有许多，可以是精神领域的洗礼，儒家最为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按照现代的归类来讲，儒家作为哲学是很强大的学问，用来在道德和思想上的熏陶也是极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哲学家千万别去当官。
目前的儒家并不是鲁派独大，几个学派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儒生也还不像明代不识五谷。
现在的儒生，包括鲁儒对礼、乐、射、御、书、数是每样都要抓、每样都要硬，要认真算起来的话，儒生在现如今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精英阶层。而儒家的君子六艺，其实是从周室为官的基本要求中继承过来。
周王朝是一个分封的国家，那个时候的国家的周边环境并不安全，能够为官的基本要求就一定要是贵族（或子嗣），也就是先看血统再择才能。
贵族是自人聚居之后就存在的阶层，早期就是那些带领族群进行开拓的阶层，像是三皇五帝就是类似的阶层。一直是到周室东迁之前，贵族绝对不是贬义的存在，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来自于保护民众，为族裔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责任所带来的就是应有的福利，比如社会地位或是生活质量。
每一个阶层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腐化过程，一直是持续到根据血缘关系来继承先辈的权柄成为规则，光靠“我爹是谁”就能得到不属于自己努力的东西，就为权力的腐化埋下伏笔。
每一代的开拓者总是显得睿智和能干，他们属于“开拓型”的那一群人。开拓型的贵族并不能是什么都不懂的蠢货，本身也要有足够的武力值，那么怎么来培养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事项。
《周礼.保氏》中明确指出了培养精英的方法和方式，既是“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个就是所说的“通五经和贯六艺”中的“六艺”。
在周室想要做官，任何官员都需要进行考核，还是那种多少年就有一次的考核，考核的内容就是六艺，并不需要六艺样样精通，但绝对不能是什么都不懂，还区分出差劲、合格、优异的几个等级。
像是很多朝代那样，一个王朝的衰败总是从内部开始，周室的衰败就是从考核官员上面开始。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有几代君王的荒唐（比如烽火戏诸侯的那位），也有东迁之后周室王族的实力损失。
中央压不住地方，实力上不足以震慑封臣，主弱臣强的后果就是诸侯不将周王族当回事，那么就是周王室想要继续执行官员考核，那些诸侯能再接受来自中央的罢免和重新任命吗？
一直是到孔子创建儒家，那已经是到了“礼崩乐坏”的年代。所谓的“礼崩乐坏”含义挺多，首先指的就是周王室无法再驱使诸侯，周王室也无法对诸侯任免官职有任何话语权，很多传统逐渐被瓦解，其中就包括对官员的考核这一项。
到春秋时期，六艺逐渐演变成为贵族家庭用来教育后代的核心内容。孔子要求儒生必须学习六艺，实际上是希望用培养贵族的方式来培养儒生，他的这个做法被当时的贵族所排斥，更没少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嘲笑。
“若是真要推广教育，无需人人‘六艺’皆精。”刘彦从不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全才：“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更专精于什么，那就往那个方向着重培养。光是学习六艺亦是不足，知识来自生活，也应该用于生活。”
“是啊，善于打战的人，只得懂兵书，不需要能够对诗和赋贯通，亦不需要能够作诗、唱赋。”吕议只知道自己的建议有戏就行，一副难掩其兴奋的模样。他只要刘彦不反悔，那刘彦说什么都是对的，也就不断点着头，说道：“不光要学，还要会用，知行合一乃是基础。”
纪昌眼睛一亮，重重地点头：“是该知行合一。”
刘彦怎么觉得“知行合一”这个词有点熟？努力想了一小会，才算是回忆过来。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这个是由有明一朝的思想家王守仁所提出来的。即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
其实很是讽刺啊！有明一朝，读书人为了科举苦心专研八股文。而八股文除了能让读书人中举之外，其实一点能够用于生活中的技能都没有。要说历代读书人哪一代最符合米虫这一特性，除明朝和“我大清”的读书人再无其他，也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这个说法。
很多人提出的观点和理论，其实是历代先贤早就有相关的论点，差别就是那些先贤没有系统化地进行归纳和写出来（可能也是遗失了），王守仁在明朝那种社会环境中提出“知行合一”，估计是看到了读书人除了读书什么玩意都不会，生出了忧患意识。
然而，事实证明在有明一代提“知行合一”就是一件讽刺的事情。读书人之所以读书，那是：老子们读书和专研八股文只是为了中举。中举之后老子们什么都不会也没有关系，有了免纳税纳赋的权力之后，有的是人眼巴巴成为老子们的佃户，老子们吃、喝、度、用有的是人奉献，并且老子们还能做官。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老子们还辛辛苦苦去学其他东西，不是纯粹找罪受又是什么。
刘彦刚刚还在思考推广教育之后的社会变革，不管是两宋还是有明一朝，要是推广教育会变成类似的情况，那不推广也罢。还没有等他将自己的忧虑放大，吕议放出了“知行合一”的大招。
读书不是什么坏事，然而不怕坏人有多坏，怕的是坏人有文化，坏人不一定非得是穷凶极恶，最郁闷也是最恶劣的是，坏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事，相反是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以两宋的那些读书人行为最为突出。
当然了，两宋是因为经历过五代十国。而五代十国就是一个武将到处肆虐的时代，两宋只不过是干得太过矫枉过正。
【宋朝的读书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让军队在国战中失败，然后出场以岁贡的方式服软，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什么花点钱财保证安宁，全然不顾那样的行为对于国家军民士气是何等的打击。】刘彦看模样是在注视交换意见的纪昌和吕议，可眼眸实际上并没有焦距：【绝对不读书人的无耻程度……，当然也不能相信武将有多少节操……】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要是武将失去控制，造成的危害的确是非常严重，势必让国家陷入连连的割据内战，坏处当然是非常明显。
武将的危害很鲜明，文人影响到的却不单单是一朝一代。文人坏起来，造成一个国家的灭亡并不是最严重的，影响到的将是一个民族的后续，由文人来创造的思想和文化会一直传续下去，要是思想和文化错误对子孙后代可谓遗祸无穷。
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这不是歌词，是两宋之前大多数读书人真正在做的事情，像是很忙的李白，他出生于遥远的西北边疆，一生却是几乎踏遍了唐帝国有名的各处山川，足迹所过之处还大多数留下了传于后世的篇章。
要是对诗、词、歌、赋有研究，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情况，那就是国家越是强大和强盛时期，当代的作品就会越带着一种豪迈以及意气风发；若是国家虚弱，昂或是没有进取之心，当代的作品就会呈现出一种靡靡之意。
看一个国家或是民族，从文化作品里面可以看清楚脉搏。宋之前的作品大多是昂昂向上的意境，到了宋和以后的朝代则就真的是风花雪月，可以清晰地发现文人越来越没有进取之心，专注的是怎么享乐。
“一国不可专注一事，大汉武风过于……”吕议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刘彦，几乎是用冒死的悲壮在说：“武风太过了。”
刘彦的眉头挑了挑，他刚刚才想到两宋给民族带来的影响，不止是文化上面，还有社会的男女之别。
吕议是带着强烈的期盼，用着几乎弱不可闻的声音说：“若是王上能够劝导学文，那就太好了。”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刘彦很奇异自己竟然能够记住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用着冰冷的目光注视脸色已经开始在发白的吕议没有吭声，依然是陷入自己的情绪：【东华门唱名者方为好汉……，彻彻底底地打断了属于武人的脊梁。那些“好汉”在敌军来袭时只顾惶恐与逃窜，皇帝被俘纯属活该，帝姬沦为敌人玩物……，可怜汴梁满城百姓。】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刘彦在笑，眼神依然冰冷，问吕议：“如何？”
吕议是被刘彦吓得一个音节都发不出来。
纪昌因为角度的关系没有看到刘彦眼中的冰冷，第一个反应是霍地站起来，几乎是吼一样：“不妥，大大地不妥！”
刘彦眨了一下眼睛，看向纪昌的时候依然是笑眯眯的模样，问：“为何不妥？”
“若王上做此等事，大汉是文风盛行，可……”纪昌说到这里几乎是用能杀人的目光扫一眼吕议，重新看向刘彦的时候重重地跪下去：“教化自然需要，却不能如此。胡虏祸乱中原前车之鉴不远，国家之首重在于兵事，王上啊，大汉宁愿不要教化，也不能没有可战之兵啊！”
吕议刚才还只是被刘彦的眼神给吓住，嚼一嚼刘彦念的那些句子，下一刻是冷汗止不住地往外冒。
只要读书就什么都能得到，那光去读书就好了，除了读书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其中又以“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句杀伤力最大，势必会让读书人变成死读书的书呆子，不但是国家武风不再，连带专研实用技能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国可无文人，却不能没有武人。”纪昌不顾刘彦走过来要扶起，是执着于跪拜劝谏的姿势：“没有了武人，再是文风鼎盛，再是举国富庶，便如待宰之羊羔，不过为敌人徒做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