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本是个超级穷鬼，偏偏要赌国运，和大清打甲午战争，列强一起围观，纷纷表示看好大清，大清自己也超级乐观，觉得对付洋鬼子不行，难道还怕你个日本矮子？何况北洋舰队账面实力比日本人强多了，没想到结局出人意料，北洋舰队彻底灰飞烟灭。
这次胜利，让日本人再也没法掩盖自己的野心，要求割让满洲和台湾，这两个地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好比毒蛇张开的大嘴一样，很明显要一口吞掉中国。
列强们打鸦片战争，主要目的是和中国做生意，并不想占领中国，主要是觉得占领的成本太高，中国有超过2000年中央集权的历史，组织力很强，不是那些印第安原始部落能比的。
但日本人这么一搞，让列强们都开始慌了，我去，不抢地盘就没了，这个时候，列强们才开始动起瓜分中国的念头。
德国人在欧洲崛起的晚，对抢殖民地没什么经验，见的世面也不多，之前和大清打交道的时候，表现比较温文尔雅，大清的官员对他们印象挺好。
年轻人没有武德，干事情很容易冲动，这次看到大清被日本矮子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就一点礼貌都没有了，借口一个传教士被杀，直接派舰队占领胶州湾。
国与国之间交战，肯定要找个理由，先搞外交，外交斡旋失败，才能动拳头嘛，哪有道理都不讲，上来就轮拳头的？又不是流氓打架，为啥说书上说德国占领胶州湾是“野蛮行为”，就是这么个意思。
野蛮归野蛮，大家有样学样，俄国占大连、法国占广州、英国租威海，到了这个时候，列强的心态开始转变，觉得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也要四分五裂了，当时大清是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是西亚病夫嘛。
列强们这样一搞，再傻的士大夫都看出来了，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了，亡国奴都没有好果子吃，这个时候，大清终于形成共识，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要搞改革，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
然后就开始搞新政，当时就搞了一些新媒体出来，比如各种报纸，以前抨击朝廷是灭九族的大罪，后来有聪明人就在租界里办报纸，天天在那里骂朝廷，大清警察没权利进租界抓人，只能干瞪眼，言论渐渐就开始放松了些。
还有取消科举，开办各类学校，关于科举多说两句，其实这玩意可以不用取消，稍微改变点内容，变成公务员考试就可以了嘛，选拔官员和高考完全不冲突。
广东也办了些学校，其中就包括广东法政学堂，陈炯明就是这个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学习成绩非常好，三好学生，属于通过读书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出来，无论什么时代，说读书无用论的那些人不是蠢就是坏。
陈炯明后来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大家知道这玩意是维新派搞出来的就可以了，准备学习英国，玩君主立宪，人在年轻时候接触到的教育非常重要，从此以后，陈炯明就深深迷上了民主，坚信民主才能救中国。
陈炯明后来跟着同盟会混，在广东组织人马搞暴动，辛亥革命后，胡汉民成为广东都督，孙先生后来把胡汉民喊去帮忙筹建临时政府，1911年底，陈炯明接替胡汉民，成为广东代都督。
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单独牵条线出来，介绍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了。
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收入十分可怜，被称为“关余”和“盐余”，啥意思呢？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剩下来的那点钱，北洋政府都穷的要死，地方政府和军阀就更不用说了。
穷则思变，军阀们转变思路，什么来钱快就干什么，比如搞鸦片种植，当时军阀主要收入来源靠鸦片，和现在的阿富汗一模一样，没有工业，农业又很落后，哪里来的钱买枪买炮？肯定贩毒来钱快嘛，所以中外的军阀都喜欢贩毒，现在阿富汗种罂粟就跟种麦子似的，属于地方军阀扶持项目，还可以获得贷款。
农民种鸦片卖给军阀，军阀贩毒后拿钱买粮食，再高价卖给农民，最后农民还是两手空空，一旦碰到天灾，那就是人道灾难发生的时候，大家都种毒品了，哪来的粮食？民国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饥荒，随随便便一次就死个几百万人，也没人关注，看看冯小刚的“1942”，就可以明白老百姓的惨状。
比如去年的蝗灾和新冠，对全球很多地方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有很多人饿死，有人肯定会觉得扯淡，我怎么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很正常，比如阿富汗，谁会去关心那些老百姓？哪怕阿富汗村里的老百姓饿死一半，都不会有人去报道，根本就没有记者会在那里出现，谁敢去，军阀就会干掉谁。
民国时就是这样的，斯诺就亲眼见证过，当时西北发生饥荒，持续三年，饿死很多人，国际救援组织搞了一批粮食，准备运往灾区，结果粮食中途就被军阀给截留了，充做军粮，一粒米都没有进入灾民口中，救援组织也根本就进不去灾区，没人保证你的安全，怎么去？路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群土匪把你给干掉。
还是摘录一段斯诺1937年写的原文，大家自己感受下：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胸部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这场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
斯诺当年在中国到处溜达，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路上的土匪和散兵的确太多，如果运气不好，被干掉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斯诺没有到处溜达，也就不会写下这些文字，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个了解，什么样的记者最伟大？斯诺这样的就是一个。
看斯诺的文章会知道，毒品虽然来钱快，但只对军阀有好处，对老百姓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钱都被军阀赚走了，自己一无所获，一旦碰到灾年就完蛋。
所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发展，还是要走正路，比如办教育、搞农业、办工业，先解决肚皮问题，再提高老百姓素质，然后再慢慢搞点工业，虽然辛苦点，但最后发展起来就会很充实，共同富裕嘛。
还有就是开赌场，广州当时是东亚大赌场，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每年给广州政府贡献巨额收入。
军阀们组织鸦片生产和开赌场，肯定不是为了搞社会建设，主要是为了迅速获得金钱，换取国外的军火，扩充军队抢地盘嘛，所以经常互相攻打，本来就穷的要死的老百姓，连苟活的机会都要失去了。
面对这种情况，孙先生给出的方案是，组建革命军队，武力打倒这些死军阀，组建新中国，所以孙先生先后组织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坚持用暴力统一全国。
陈炯明觉得不对，打了这么多仗了，也没能看到统一的希望，倒血霉的还是老百姓，那就别打了，向美国学习吧。
他最推崇美国的治国理念，美国当初不是只有十三个州吗？独立战争胜利后，十三个州各自发展，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个时期被称为“邦联”，大家没有国家的概念，等发展的可以了，再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叫“联邦”。
联邦的老大就是总统，打个比方，把美国总统想成你们小区物业经理就可以了，搞搞小区的安全和卫生是可以的，如果物业经理想插手小区住户的家庭开支，那纯属就是做梦。
陈炯明认为，美国这种制度简直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当时各省都有军阀，大家常年打来打去的，天天祸害老百姓，也没见谁能赢，要不这样，别特么打了，都各自发展经济吧，发展到一定程度，条件成熟了，再考虑成立国家的事情，这个想法就叫“联省自治”。
大家都被军阀混战搞怕了，人心思定，陈炯明这种想法一提出来，大家觉得很有道理，纷纷赞同。
既然提出来，那就要带个好头，陈炯明在广东开始搞实验，把烟馆和赌场全部关了，
这个举动在当时的广东很惊世骇俗，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拉斯维加斯政府宣布关闭全部赌场，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
拉斯维加斯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赌场，如果赌场没了，就没有收入了，公务员的工资谁发？大马路谁建？小摊贩的零食卖给谁？旅馆和餐饮到哪里找顾客？
所有人都会反对这种做法，从农民到富豪，大家都会强烈反对，陈炯明当时在广东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当时的广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除了烟馆就是赌场。
他在广州还搞了一系列新政，比如开办学校，把陈独秀邀请过来搞教育，当教育委员会秘书长，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领导人，通过这件事，陈炯明和陈独秀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后来陈炯明落魄的时候，陈独秀还邀请陈炯明加入共产党，这个军阀差点就成为我党早期成员了。
利用当教育秘书长的机会，陈独秀在广东搞工会组织和办报纸，广东的革命氛围就是这么被培养起来的，后来南昌起义部队为啥要往潮汕方向走，就是因为这里有群众基础，又是出海口嘛。
陈炯明在广东搞民主选举，县长和议员都搞民选，完全向美国看齐。
从他干的这些事情来看，陈炯明应该是一个有坚定执行力的理想主义者，他觉得美国的制度好，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实践，把广东当成民主试验田。
但是陈炯明的治国理念和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孙要打倒全部军阀，统一全中国，至于牺牲在所难免。陈觉得各省应该先自治再联合，不要再打打杀杀，免得增加无辜伤亡。
有矛盾就必然有冲突，当陈炯明觉得手里的实力足够说No的时候，就开始公开反对北伐了，后来就发生了6.16兵变，陈炯明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逃亡。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较清楚了，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组织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的军事力量，彻底解决后顾之忧，统一广东，两年后开始北伐，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这也就和上篇（通过北伐战争，光头当上国民党一把手）接上了
陈炯明和其他军阀很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横征暴敛过，也没有往自己腰包里面装过一分钱，他的部队被消灭后，他到香港创办中国致公党，担任首任总理，到1933年去世的时候，由于身无分文，居然下葬的钱都没有，棺材都只能使用老母亲的，廉洁程度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