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3年。
楚成王拜成得臣（子玉）为大将，亲自统帅大兵，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君主，一同讨伐宋国。
大军包围了宋国的缗（min）邑（山东金乡县西北）。
宋成公派司马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
晋文公召集群臣商议，先轸说：“当今天下，只有楚国势力最强，而楚国还对主公有私恩（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时，楚成王高规格收留他在楚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如今楚国戍守阳谷、联合四国诸侯讨伐宋国，在中原挑起事端，这是上天交给我们以救灾恤患的名义，一战成名，获得威望，伯主的大业，在此一举呀！”
晋文公说：“我要解除齐、宋两国的战祸，应该怎么做呢？”
狐偃上奏说：“楚国刚刚收服曹国、联姻卫国，而曹、卫两国又都是主公所仇恨的。如果出兵讨伐曹、卫，楚国必然转移兵力来救援，那样，就解除了齐、宋两国的战争压力了。”
晋文公赞成这个主意。
就把这个策略告诉了宋国司马公孙固，让他回报宋成公，要坚守城池。公孙固领命而回。
晋文公担心自己兵力不够。赵衰说：“自古以来，大国拥有三军，次国拥有二军，小国拥有一军。我曲沃武公，最开始受封时拥有一军，到晋献公时扩充发展为二军，所以消灭了霍、魏、虞、虢等国，拓展千里的土地。如今我晋国，已经不是中小国家了，应该发展扩编为三军。”
注：【周朝军事制度：周朝设大司马以掌天下之兵，四方有警则征用诸侯军队。周王天子拥有六军，大国（上公）拥有三军，次国（侯伯）拥有二军，小国（子男）拥有一军。周朝军队建制，分为军、师、旅、卒、两、伍共6等。每军人，由1名军将（卿）统领；每师2500人，由1名师帅（中大夫）统领；每旅500人，由1名帅（下大夫）统领；每卒100人，由1名卒长（上士）统领；每两25人，由1名司马带领；每伍5人，由1名伍长带领。军队的核心是王家与贵族子弟（即‘王族’与‘多子族’）所组成，基干力量是征发平民组成的甲士。】
晋文公问：“既然扩编为三支军队，就可以马上投入战斗了吗（三军既作，遂可用否）？”
赵衰说：“还不行。队伍建立起来，兵士还不知道制度和规矩，虽然是集结在一起了，但是还没有战斗力（民未知礼，虽聚而易散），主公应该检阅部队，宣传制度和要求，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让兵士们知道尊敬领导和君主，服从命令英勇战斗，愿意为上级和君主去死（君盍大蒐以示之礼，使民知尊卑长幼之序，动亲上死长之心），然后才可以使用。”
注：【大蒐sou，古代对军队进行的大检阅。三年一次叫大阅，五年一次叫大蒐】
晋文公问：“扩编成了三支军队，必须设立元帅，谁能担此大任？”
赵衰回答说：“作为将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主公如果求有智勇的将领，那就有很多人可以胜任；如果求有学识的，我所知道的只有郤縠（xi hu）一个人而已。郤縠五十多岁了，好学不倦，喜爱《礼》、《乐》而致力于《诗》、《书》。对于《礼》、《乐》、《诗》、《书》，是先王礼法、道德、礼仪的府库。民生以德为本，兵事以民为本，只有德义，才能体恤民众，能体恤民众的，才能用兵。”
晋文侯赞成这个意见。
就召来郤縠，任命为元帅，郤縠推辞了，没有接受。
晋文公说：“我了解你，你不要推辞了。”再三做郤縠的工作，实在推脱不了，郤縠只得接受了。
选了一个好日子，在被庐这个地方，举行阅兵大典。郤縠为中军将军，郤溱为副将，祁满掌大将旗鼓。
注：1.【被庐，晋国地名，据《春秋地名考略.卷四》及《路史.国名纪六》，其在晋东，但不知确指。《晋国历史地理研究》认为当是晋国东疆在乌岭山、历山一线，很可能在乌岭山西麓今古县、浮山、翼成诸县的东部地区。】
2.【被庐之法，也称执秩之法，是公元前633年晋国被庐之蒐上晋文公制定的法律，维护了传统的“尊尊”秩序。】
任命狐偃为上军将军，狐偃推辞说：“我哥哥狐毛在前，弟弟不能超越哥哥。”就任命狐毛为将军，狐偃为副将。
任命赵衰为下军将军，赵衰也推辞说：“臣贞慎（守正谨慎）不如栾枝，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胥臣”，于是就任命栾枝为下军将军，先轸为副将。
荀林父为御戎，魏犨为车右，赵衰为大司马。
注：1.【御戎：为天子、诸侯驾御戎车的官员。】
2.【车右：古代战车乘位在右边的武士。主将在战车居中位置，掌管旗鼓，驾驶员在左边，在右边的称为‘车右’、‘戎右’，由勇猛的武士担任，负责保卫主将的安全】
3.【司马：掌管军政和军赋。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郤縠登坛发令，三通鼓罢，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作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教之，三教而不遵，以违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演三日，奇正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郤縠宽严得体，无不悦服。
正要鸣金收兵，忽然将台之下，刮起一阵旋风，竟然将帅字大旗，吹折两段，众人都大惊失色。郤縠说：“帅旗折断倒下，预示着我这主将活不太久了，我不能长久地与各位共事了，然而主公必能成就大功。”众人问为什么呢？郤縠笑而不答。
这是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冬十二月的事。
附注：关于被庐之法的相关内容，现在仅散存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国语-晋语四》几处文献，流传的材料虽然有限，但我们也可以分析出被庐之法的价值取向。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纳卫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 《国语-晋语四》 ）
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
结合上述资料，从“等级社会”与“平民社会”为两个规范对象进行分析。
对等级社会的规范：
尊尊，是被庐之法的指导精神。从孔子的评价，我们知道晋文公的被庐之法渊源于晋国开国君唐叔的法度，核心精神是“贵贱不愆”，扞卫西周以来的等级制度。
（1）执秩。
为了更好地维护等级制度，首先就要明确等级的划分，贵族的尊卑由“亲”的程度决定，很好办，但关键是要让身份的尊卑与职务的尊卑严格对应起来。所谓“执秩”就是为完成这项任务的。
对于“执秩”有两种解释，一是法名，认为执秩是一部法。 《汉书-刑法志注》引应劭语：“（文公）蒐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可见这是一部类似政府组织法之类的宪法性规范。二是官名。孔子称其为“执秩之官”， “执秩”，按字面解释就是“操持序位”， 执秩之官应该是主管确定、甄别官职次序的官员。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有了执秩之法，再专门设执秩之官来具体执行而已。执秩之法的内容，无外乎明确规定各个政府官职的尊卑，以便贵族们按照自身地位的尊卑来对号入座，不至于弄乱。
（2）统治秩序。
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完全是西周传统的社会组合模式和统治秩序， 它保障了贵族们的经济实力、 支配权力能够与地位的尊卑顺序相一致，这才是等级秩序得以巩固的根本所在。
（3）用人。
有了执秩之法和执秩之官， 接下来的任务几乎就剩下简单的排列组合工作了， 但人事是最复杂的东西，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安排。 《国语-晋语四》虽然记载的是晋文公元年（前636 年）的人事安排，但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这也就是被庐之法的用人原则。
第一，以尊尊为主。
所谓“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尊贵宠、事耇老、友故旧“，都是根据贵族们与国君的关系亲疏来确定尊卑秩序。具体到官职的任命，则是：
首先，“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上述家族应该都是出自晋国公族（狐氏一说出自公族，一说为狄人，但作为文公的妻族同样是显贵） ，姬姓，都是晋国显赫的家族，因为晋国驱逐群公子，这些人地位就是最尊的了。所以，由他们担任性质最要害，位置最核心，距离最贴近的职位。
其次，“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其姬姓家族出身的贵族，地位不如上述 11 家尊贵，但只要有德（良） ，也担任次等重要和贴近的官职。
其三，“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异姓中能干的，担任那些性质、位置、距离再次的官职。当时的“异姓”主要是赵氏、魏氏、范氏，虽然有功，但地位依然不能与诸姬相比。如在被庐之蒐的将帅选拔中，六正席位全部由姬姓大臣承包（郤縠、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 ，赵衰诚惶诚恐地推让，也是因为深知文公的用人原则。之前赵衰被任命为原大夫，原属于晋国刚刚开辟的边缘国土，这是距离上的“远”； 魏犨仅担任车右，排在年轻的荀林父之后，士会则是在最后替补出任车右，这都是职位上的“远”。
第二，以尚贤为辅。
所谓举善援能、赋职任功、明贤良、赏功劳，都是选贤任能的表现，但在文公时期，异姓群臣的地位是远远比不了姬姓的，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
对平民社会的规范
文公对于平民社会采取的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减轻民众负担：免除公债（弃责） 、降低贡赋（薄敛） 、资助困难（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 、节约开销（省用足财） 。
促进生产经营：降低关卡税收、保障商路通畅（轻关、易道、通商） ，提供宽松环境，奖励努力耕种（宽农、懋穑） 。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措施都是自上而下实施的行政措施，农、工、商只是政府管理行为的对象， 而不是独立的行为人和相对方。 农、 工、 商之间的相处和交易规则只有一条“劝分”，就是鼓励民间互通有无，互相资助。可见，所谓的“平民社会”，在西周乃至春秋前期还处于休眠状态， 平民的活跃与平民之间的交易规则的产生， 要在整个平民社会“觉醒”之后，才能被国家的法律所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