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邓世昌的早年经历充满了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奋斗故事。他出生于1849年的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正值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外患频仍。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邓世昌的父亲邓焕庄深知只有通过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才能改变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因此，尽管当时社会普遍排斥外来的文化和语言，认为英语是“蛮夷之语”，邓焕庄还是决定让儿子接触西学，以便在未来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邓焕庄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邓氏家族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繁荣昌盛，因此将儿子的名字从“永昌”改为“世昌”，寓意世界之昌盛。邓世昌自幼展现出超群的智力和勤奋的学习态度，他在家乡完成了小学的课程，并且成绩优异。然而，邓焕庄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无法满足儿子未来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当时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威胁的大背景下。
于是，邓焕庄带着邓世昌来到了上海，这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城市，这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技术。在上海，邓世昌进入了教会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以及西方的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选择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持保守甚至是排斥的态度。
在教会学校里，邓世昌展现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和学习能力。他不仅能够快速掌握英语，还能与外教进行流畅的交流，并阅读英文原着书籍。外教们对邓世昌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
二、义勇从军
邓世昌的从军之路始于1867年，那一年，沈葆桢被任命为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开启了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和运作。沈葆桢不仅负责建造船只，还注重培养本土的海军人才，为此设立了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这两个学堂旨在为中国海军培养一批具备现代航海技能的专业人才。由于最初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福建本地的年轻人，而且年龄限制在16岁以下，导致生源有限。为了扩大招生范围，沈葆桢决定将招生条件放宽，不仅面向广东、香港等地，还将年龄上限提高到了20岁。
邓世昌得知这一消息后，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他立刻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自己的父亲邓焕庄。邓焕庄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他深知儿子有着远大的抱负，并且支持邓世昌追求自己的理想。于是，邓焕庄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邓世昌的请求。
1867年，邓世昌返回广州，参加了福州船政学堂的入学考试。凭借之前在教会学校所积累的扎实基础，尤其是良好的英语水平和数学功底，邓世昌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驾驶专业的学生。当时的报考者多来自贫困家庭或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家庭，还有一些是商人的子女或是已经在外国学堂就读的学生。报名过程相当严格，考生不仅需要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还要提交包括三代亲属的信息在内的保证书，并签署个人及其亲属的承诺书。
进入学堂后，邓世昌和其他学员一样，开始了为期五年的系统学习。除了英语和数学，他们还要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知识。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员们全面的航海技能，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海军生涯中胜任复杂的任务。
1871年，邓世昌从军后的第一次回家探亲，这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了学堂的基本课程学习，并即将踏上真正的航海之旅。两年后，即1873年，邓世昌与其他同学一起登上了“建威”练习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远洋航行。这次航行的目的地包括厦门、香港、新加坡以及槟榔屿等地，整个过程持续了四个月。在此期间，学员们在老师的监督下，亲手操作各种航海设备，记录航海日记，测量天体位置，并逐步掌握了独立驾驶船只的技能。返航时，学员们更是轮流掌舵，实际体验到了指挥船只的乐趣与责任。
三、奋发学习
邓世昌在福州船政学堂的五年学习期间，始终保持着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不仅在理论知识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在实践中展现了卓越的才能。无论是关于海洋气象、航海技术、天文地理、测量计算，还是国际法务等方面的知识，邓世昌都力求精通。这种全面的学习和积极进取的态度，使得他在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外教眼中非常出色的学生之一。特别是跟随“建威”练习舰前往南洋的实习经历，更是让他在实际操作和舰船管理方面展示了高超的技术和领导能力，赢得了各方的认可。
1874年2月，邓世昌因在船政学堂的杰出表现，被授予五品军功，并被任命为“琛航”运输船的大副。这一任命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标志着中国军事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学院走向实战指挥。从此，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军官开始真正走上指挥岗位，参与到海军的实际运作当中。
1875年，正当日本军队企图侵扰台湾、澎湖和基隆等地的关键时刻，邓世昌被任命为“海东云”炮舰的管带，负责巡逻海口，维护国家安全。凭借在此次任务中的优异表现，他获得了晋升为千总的荣誉。
1877年2月，邓世昌暂时担任“扬武”巡洋舰的大副。同年3月，福州船政局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前往英国和法国留学，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邓世昌完全具备留学的资格，但由于当时国内急需像他这样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海军人才，因此他留在国内继续服务，并在风浪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能力。
到了1878年2月，由于“海东云”舰艇吨位较小且火力较弱，邓世昌被调任至配备五门前后膛炮的“振威”炮舰担任管带，并暂代“扬武”快船的指挥工作。此时，邓世昌的任务是守卫澎湖和基隆等战略要地，抵御日本军队的潜在威胁。在执行守备任务期间，邓世昌显示出了坚定果敢的领导风格，他合理调配资源，制定有效的防御策略，成功地遏制了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保护了国家的领土安全。他的表现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认可，并因此获得保守备的推荐，加上都司衔，以表彰他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的贡献。
四、数度出洋
1880年初，邓世昌被任命为“飞霆”蚊炮船的管带。这一年，李鸿章为了壮大北洋水师的力量，派遣马建忠前往福建考察和招募海军人才。马建忠在听取了多方意见后，亲自前往邓世昌所在的“飞霆”蚊炮船进行实地考察。他目睹了邓世昌麾下的船只管理井然有序，士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通过多次与邓世昌的交谈，马建忠对邓世昌的专业能力和领导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认同马建忠的看法，认为邓世昌是难得的海军人才，遂于同年夏天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海军，任命他为“镇南”蚊炮船的管带。然而，不久之后，“镇南”舰在巡弋过程中意外触礁，邓世昌凭借冷静的指挥迅速处理了这一危机，但最终仍因这一事故被撤职。不过，这也显示了邓世昌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和领导素质。
同年年底，北洋水师在英国订购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率领二百多名水师官兵前往英国接收这两艘舰船，邓世昌也在其中。这次前往英国，对邓世昌而言是一次重要的学习和开阔视野的机会。他利用空闲时间游览了英国的一些主要工业城市，见识了工业化生产的大规模景象，也参观了英国海军的重要基地和港口，了解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实力。
邓世昌不仅观察了英国海军的日常运作，还深入研究了英国海军的规章制度和训练方法，意识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不足之处。他还特别关注了英国海军的历史和发展，试图揭开英国海军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邓世昌的考察还包括访问格林尼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并专程前往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瞻仰海军名将纳尔逊的雕像，以此激励自己为国家的海军发展贡献力量。
1881年8月17日，“超勇”和“扬威”两舰从英国纽卡斯尔港启航回国。邓世昌负责指挥“扬威”舰，与林泰曾指挥的“超勇”舰一道，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航程。途中，两舰经历了多次困难，包括在地中海失散、“扬威”舰因燃料不足而漂流、以及“超勇”舰的螺旋桨触礁损坏等事件。但最终，在经历了61天的航行后，两舰成功抵达香港，并继续北上，最终于11月22日抵达天津大沽口。这次航行不仅测试了中国海军的能力，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沿途各国均对中国海军的到来表示敬意。
邓世昌因在这次航程中的出色表现，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同时还被任命为“扬威”舰的管带。
五、平乱建勋
光绪八年（1882年）夏，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正值李鸿章母亲病故，李鸿章回合肥奔丧、丁忧，署任直隶总督的张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命邓世昌以兵舰运送之。邓世昌驾“扬威”舰鼓轮疾驶，径赴朝鲜仁川海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待到日舰载兵而来，清军已自仁川整队，径入朝鲜国都城办理竣事。日兵后至，正门不得入而罢。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击，赏给“勃勇巴图鲁”勇号。
六、管带致远
1887年春，李鸿章委派邓世昌率领队伍前往英德两国，接收清政府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这次任务对于邓世昌来说既是荣誉也是巨大的责任。在返回中国的途中，由于长时间的劳累，邓世昌患上了寒热病症。然而，即使身体状况不佳，他依然坚持履行管带的职责，坚持在驾驶台上指挥航行，确保舰船的安全。邓世昌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即便是在病中，他也亲自监督航行，确保一切正常。
在归途中，邓世昌并没有因为身体不适而放松对全舰官兵的训练。他组织了一系列贴近实战的演练，包括防火、防水、攻防转换等科目，这些都是基于实际作战需求设计的。邓世昌以身作则，激励全舰官兵积极参与，每次变换阵型都不少于数次。通过这些高强度的训练，全舰官兵的战斗力得到了显着提升，每个人都斗志昂扬，没有丝毫懈怠。
1887年7月，北洋海军在英德两国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竣工。邓世昌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的身份，参与了这些舰船的接待工作。在归国途中，邓世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官兵健康，这使得“致远”舰成为了唯一一艘没有出现人员病故的舰船。
1888年春，邓世昌率领“致远”舰抵达大沽。同年8月，北洋海军正式成立，邓世昌被授予中军中营副将的职位，并继续担任“致远”舰的管带。由于在接舰任务中的卓越表现，邓世昌被晋升为副将，并加总兵衔。同年，台湾后山的原住民时常骚扰当地，官军多次讨伐未果。邓世昌奉命随同丁汝昌前往台湾协助平叛。邓世昌指挥“致远”舰驶抵台湾埤南地区，利用舰炮支援陆军作战，最终成功平定了叛乱。因此，邓世昌被授予总兵职位，并加提督衔。
1889年2月，李鸿章奏请朝廷任命邓世昌为北洋海军新设的中军中营副将，并继续担任“致远”舰的管带。邓世昌在日常训练中始终坚持高标准，拒绝任何花哨的表演，而是注重实战能力的提升。他的训练方法得到了认可，因此被赐予“葛尔萨巴图鲁”勇号，并获得三代一品封典。
1891年，俄国皇储尼古拉（未来的尼古拉二世）访问中国。邓世昌负责护送尼古拉皇储的部分行程，包括从香港到上海的一段航程。邓世昌顺利完成护送任务，进一步证明了他的指挥能力和外交礼仪上的专业素养。
1893年，邓世昌率领“致远”、“超勇”、“扬威”三舰访问日本长崎。这次访问不仅加深了邓世昌对日本海军实力的认识，也让他意识到了北洋海军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邓世昌多次往返日本，对日本海军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心中充满了忧虑。
1894年春天，邓世昌短暂回到广州老家，与友人谭国恩交谈时表达了对北洋水师未来战事的担忧。邓世昌深知，如果战争爆发，北洋水师面临的挑战将异常艰巨。
七、壮烈殉国
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黄海的大东沟海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海战。这场战役中，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英勇作战，成为北洋海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象征。
在战斗中，“致远”舰遭到了日本舰队的猛烈攻击，多处受伤，舰身燃起熊熊大火，船身也开始倾斜。面对危急的局面，邓世昌并未放弃，反而鼓舞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如今之事，有死而已！”他决定以“致远”舰全力冲撞日方舰队中的“吉野”舰或其他目标，意图与敌人同归于尽。据一些研究者分析，邓世昌的目标可能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分队——本队，而不是第一游击队，因为本队的火力更为猛烈。
“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全速向敌舰冲去，沿途不断发射炮弹，显示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然而，在下午3时30分左右，“致远”舰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船体迅速向右侧翻，最终沉入了大海。关于“致远”舰的沉没原因，后世有多种说法，包括被日本鱼雷击中、被日军炮火击中引发自身鱼雷爆炸等。但根据综合分析，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致远”舰因严重损伤进水过多而导致倾覆。
邓世昌在舰船沉没后落入海中，他的随从刘相忠带着救生圈赶来救援，但邓世昌拒绝了。随后，一艘中国鱼雷艇靠近，艇上士兵呼喊着让邓世昌抓住扎杆，但他依旧拒绝了救助，认为既然全舰官兵已经牺牲，自己也不应该独自生存。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太阳”也游来试图救助主人，但邓世昌拒绝了狗的帮助，并最终与爱犬一同沉入海底，践行了与军舰共存亡的誓言。
邓世昌牺牲的消息震动了国内外。清廷对邓世昌的英勇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按照“提督例赐恤”，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并赐予祭葬，谥号“壮节”，允许入祀京师昭忠祠。此外，清廷还授予邓世昌“三代一品封典”，其三个儿子均被授为“一品荫生”。
1896年初，在广州光孝寺为邓世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清廷御赐祭文、碑文各一篇，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场面极其感人。《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称前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挽联祭轴琳琅满目，体现了人们对邓世昌英雄事迹的深切怀念。
1897年，御史潘庆澜上奏朝廷，称颂邓世昌遵从母亲教诲，移 孝 作忠，奋力作战直至牺牲，死得最为壮烈。清廷对此予以肯定，并赐予邓世昌的母亲郭氏一块“教忠资训”的匾额，以表彰她养育了一位忠勇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