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承大统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冬天，对于清朝来说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季节。这一年，年轻的同治皇帝不幸病逝，享年仅十九岁，且未留下子嗣。这使得清王朝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继承危机，因为同治帝是咸丰帝唯一的儿子，他的去世意味着咸丰一系的血脉中断。
同治帝驾崩的消息传开后，一场关于皇位继承人的讨论迅速展开。慈禧太后，作为同治帝的母亲，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她主持下，一场紧急会议在养心殿召开，与会者包括了同治帝的几位亲叔叔以及朝廷中的重要大臣们。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有的提出应该从远支宗室中选择一位继承人，但是慈禧坚决反对这一提议，认为远支的亲缘关系不足以保证其对皇权的忠诚和支持。
最终，慈禧选择了自己的外甥、醇亲王奕譞的次子载湉作为新的皇位继承人。这一决定不仅是因为血缘上的亲近，更重要的是，慈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年幼的皇帝来继续掌控朝政。当时只有四岁的载湉成为了清朝的新君主，即后来的光绪帝。
这一决定对醇亲王奕譞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在听到消息后悲痛欲绝，甚至当场昏厥。然而，无论是出于对慈禧太后的敬畏还是对现实情况的无奈接受，奕譞最终接受了这一结果。
随着光绪帝的登基，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开始了共同垂帘听政的时代。慈安太后居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被称为“东太后”，而慈禧则居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被称为“西太后”。年轻的光绪帝则住在养心殿，开始了他的统治生涯。
醇王府因载湉的登基而成为了一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后来被称为南府。而奕譞本人也被赐予了新的王府，位于后海北沿，称为北府。
二、少帝时期
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二年间，是晚清历史上重要的过渡期。这段时间见证了小皇帝载湉的成长，以及一系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清军收复新疆、中法战争等。
光绪元年（1875年），年仅四岁（实际年龄不足四岁）的载湉正式登基，由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载湉的即位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新的统治阶段，尽管他年纪尚幼，但象征着皇权的延续。这一年，清廷内部经历了人事调整，同时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如英国通过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进一步侵蚀了中国的主权。
随着光绪帝逐渐长大，他的教育问题成为焦点。光绪二年（1876年），载湉开始在毓庆宫接受教育，由翁同龢和夏同善担任老师。载湉勤奋好学，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赏。然而，他的成长过程中，亲情与君臣之礼之间的冲突也逐渐显现。
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清廷在左宗棠的领导下成功收复了新疆，这是清朝对外扩张的一次重大胜利，巩固了边疆的安全。左宗棠也因此被封为二等侯，彰显了他在军事上的贡献。
进入光绪五至七年（1879-1881年），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将其更名为冲绳，并将琉球国王尚泰流放至东京，这是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变化的一个标志。同时，清廷与俄国在伊犁问题上的交涉也十分紧张，最终派遣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谈判条约。
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入侵越南，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令李鸿章回到北洋部署海防，加强了对法军的防御。战争期间，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河内取得了胜利，展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
光绪十年至十一年（1884-1885年），中法战争持续进行，最终以法军的撤退告终。这一时期，慈禧太后对朝廷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如罢免了恭亲王奕欣的职务。此外，新疆被正式建为行省，台湾也升格为行省，显示出清廷对边疆管理的重视。
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岁十六，根据传统观念，他已经具备了处理政务的能力。这一年，清廷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负责海军事务
三、亲政波折
光绪帝的亲政之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在表面上宣布了光绪帝即将亲政的消息，但实际上，她已经在为亲政后的控制权做准备。醇亲王奕譞作为慈禧的心腹，很快领会了太后的意图，并在慈禧发布亲政公告后不久，就提出了所谓的“训政”模式，即所有的决策都需要先得到慈禧太后的指示，然后再由皇帝执行。这种模式实质上与之前的垂帘听政并无太大区别，依然保持了慈禧对朝廷的绝对控制。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帝开始所谓的“亲政”，但实际上，他的一切行动仍旧受到慈禧太后的严密监控。慈禧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对光绪帝的影响，还将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氏嫁给了光绪帝，后者成为皇后，也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通过这样的安排，慈禧确保了即使在名义上归政之后，她仍然可以通过家庭纽带来影响甚至是控制皇帝。
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归政程序。然而，慈禧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是搬到了颐和园，继续保持着对朝政的影响。为了确保光绪帝不会脱离她的掌控，慈禧在人事任命上依然倾向于那些对她忠诚的大臣，导致光绪帝亲政初期面对的几乎是慈禧听政与训政时期的旧班底。
为了随时掌握光绪帝的情况，慈禧甚至要求将光绪帝的书房移至颐和园附近，并规定光绪帝每天都要到颐和园向她请安汇报工作。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对光绪帝亲政权的一种限制，使得他在处理政务时不得不考虑慈禧的意见。
尽管如此，随着光绪帝逐渐成熟，他开始尝试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慈禧虽然试图继续控制光绪帝，但这位年轻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寻求自主，这种努力与慈禧的保守立场产生了冲突。
四、拒和主战
光绪十六年（1890年），随着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归来，光绪帝对西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特别是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之后，萌发了改革的念头。与此同时，光绪帝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索取了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试图从中汲取改革的经验。
然而，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光绪二十年（1894年），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增兵朝鲜，并蓄意挑起中日战争。面对日本的挑衅，光绪帝及支持他的帝党成员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认识到了战争的严重性，积极筹备抗战，并多次下诏令李鸿章等大臣做好战斗准备，反对李鸿章请求列强调停的做法。
同年六月，光绪帝下令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共同商讨对策。会上，翁、李二人提出了备战御敌的建议，并得到了认可。然而，日本方面早已做好了战争准备，并在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袭击了“高升”号轮船，引发了丰岛海战，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朝野上下呼吁抗击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光绪帝也决定对日宣战。
然而，尽管光绪帝多次下令加强军事部署，但由于种种原因，前线作战并不顺利。中国军队在牙山、平壤等地接连失利，尤其是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使得清廷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清廷最终接受了战败的事实。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条约内容苛刻，光绪帝表示无法接受，但最终在慈禧太后的压力下，被迫签字批准了条约。条约的签署不仅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屈辱和损失。
条约签订后不久，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发起了着名的“公车上书”，呼吁拒和、迁都、变法。这份上书最终送到了光绪帝手中，引起了他对变法自强的强烈共鸣。光绪帝命令将上书内容抄录副本，并分发给有关人员和部门讨论，这表明他有意推动改革，以求雪耻自强。
然而，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尽管光绪帝支持变法，但在保守势力的强大阻挠下，真正的改革并未能够全面展开。尽管如此，“公车上书”和随后成立的“强学会”依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五、求变图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关键时期，也是光绪帝求变图强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挽救清朝的颓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通过《中俄密约》获得了中东铁路的建设权，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这一年，光绪帝的母亲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去世，这对光绪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此期间，维新派的主张逐渐引起了光绪帝的关注，特别是康有为的思想对光绪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翁同龢等人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们不仅向光绪帝介绍了康有为的才能，还经常讲述世界各国的情况和西方先进的理念，使光绪帝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变法的决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契机，强占了胶州湾，这一事件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光绪帝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可。年初，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随后，他向光绪帝提交了第六份奏折，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并强调中国应当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光绪帝读了这份奏折后，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同年三月，康有为等人成立了保国会，这一举动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同年四月，光绪帝开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派遣宗室王公出国考察，选拔人才参与新政。五月，颁布了“定国是诏”，正式开启百日维新。这一时期，光绪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建立京师大学堂、改革军队训练方法、改变科举考试内容等。他还提拔了一批维新人士参与新政，如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许多 顽 固 大臣利用慈禧太后的影响力，公然违抗光绪帝的命令，导致许多新政诏令形同虚设。
六、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的终结。这场政变是由慈禧太后主导，旨在清除光绪帝身边的维新派人士，恢复其对清廷的绝对控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改革措施，史称“百日维新”。然而，这些改革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尤其是慈禧太后，她对光绪帝的变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在维新派推进改革的同时，慈禧太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自己对政局的控制。她先是解除了支持光绪帝的翁同龢的职位，并要求所有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官员需到颐和园向她谢恩，从而确保对重要职位的任命权。紧接着，慈禧任命了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地区的军权。
光绪帝并未就此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励。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并给予四品卿衔，让他们参与新政。这些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慈禧太后。
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维新派还打算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但这一计划因慈禧的干涉未能实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受损的守旧势力聚集到慈禧周围，要求她出面制止变法，慈禧开始频繁与荣禄密谋，并有传言称她将在秋季陪同光绪帝前往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
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光绪帝感到恐慌不安。七月二十八日，他秘密向杨锐下达了一道密诏，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并要求维新派人士设法救助他。然而，维新派在收到密诏后却束手无策，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外国公使和袁世凯。各国公使虽表示同情，但不愿意直接介入。维新派遂策划了兵围颐和园逮捕慈禧的计划，并试图拉拢袁世凯支持。但袁世凯最终选择了站在慈禧一边，维新派的计划落空。
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的计划后，连夜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八月初六日清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政变发生前一天逃离北京，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君子”则于八月十三日在北京菜市口被处决。慈禧太后随即囚禁了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意图取代光绪帝，但这一企图因得不到列强的支持而失败。
七、瀛台幽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清廷面临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是选择与列强和平共处，还是依靠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列强。在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之间，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
光绪帝在这些会议上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他认为，义和团所宣称的“神术”并不可靠，而列强的实力远远超过日本，如果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将难以抵御。光绪帝担心义和团的行为会导致大量无辜民众的伤亡，因此坚决反对盲目开战。
然而，以载漪、载濂、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大臣坚持认为应该依靠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侮，并且还编造了一个所谓的“外交团照会”，声称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并废黜“大阿哥”溥儁。这一行为激怒了慈禧太后，她认为这是对外侮的挑衅，于是决定宣战。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颁布了对外宣战的“上谕”。但仅四天后，慈禧太后又向列强表示，清廷愿意慎重对待邦交，不愿轻易挑衅。再过了四天，慈禧太后又表示愿意自行惩办所谓的“乱民”，即义和团成员。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八国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的步伐。次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逃往西安。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才得以返回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销了大阿哥的称号，光绪帝的皇位暂时保住了。然而，他在朝中的地位却如同傀儡一般，几乎不发一言。即便在慈禧太后示意他表态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几句而已。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光绪帝处于被幽禁的状态，但他并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特别是在法律方面，光绪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努力钻研法律知识。尽管身处逆境，光绪帝依然保持了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注，希望通过学习先进的法律制度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八、离奇病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最终导致了他的离奇病故。这一年的秋天，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几乎同时病倒。随着病情的加重，清廷内部开始对继承人问题进行讨论。
虽然光绪帝在返回北京后不再被囚禁于瀛台，但他仍然受到慈禧太后的严格控制。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言行有着严格的约束，甚至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光绪帝也不得不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思行事。光绪帝在私下里向德龄公主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和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
随着光绪帝的病情加重，慈禧太后意识到需要提前解决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她下令将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养育在宫中。溥仪的乳母王焦氏带着溥仪一同进宫。这一决定意味着溥仪将成为未来的皇帝，继承皇统。
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终年38岁。慈禧太后随即宣布溥仪继承皇统，同时过继给同治帝载淳，以继承同治帝一脉的香火，同时还兼承光绪帝的祧，这意味着溥仪将同时继承同治帝和光绪帝的皇位。
光绪帝的庙号为德宗，谥号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民国二年（1913年），光绪帝被安葬在河北易县的清西陵中的崇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