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张之洞的早年经历充满了勤奋与机遇的交织。他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出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旁的官舍内，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由于出生地位于孔明洞侧，故而取名“之洞”，乳名“官保”。幼年的张之洞便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与勤奋，五岁时便开始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张之洞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老师包括了多位知名学者，其中丁诵先与韩超对其影响尤为深远。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而韩超则官至贵州巡抚，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为张之洞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与道德支撑。
在13岁之前，张之洞就已经完成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并且涉猎了广泛的史学、文字学、文学乃至经济学知识。此外，他还自学了诸如《孙子兵法》和《六韬》等兵学着作，这为他日后在政务和学术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少年时期，张之洞就有夜读静思的习惯，经常在夜晚挑灯苦读，直至深夜，这种刻苦的精神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并且培养了处理政务时严谨的工作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尚未满十四岁的张之洞返回祖籍南皮参加县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秀才，进入了县学。此后不久，他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的成绩中举，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然而，从1850年到1863年的这段时间里，张之洞并没有立即实现他的科举理想。这十年间，他因各种原因暂时搁置了科举之路。一方面，他协助父亲处理军务，应对贵州苗民起义；另一方面，他也经历了结婚生子、父亲去世守丧等家庭事务，这些都让他无法专心备考。尤其是在23岁时，由于族兄张之万担任同考官，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张之洞主动回避了当年的会试。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科举高光时刻。这一年，他参加了会试和殿试，并成功夺得了进士头衔，位列一甲第三名，即探花，随后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踏入仕途。随后几年，张之洞的官职逐渐提升，他担任过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等职位。特别是在担任湖北学政期间，张之洞大力整顿学风，创立了经心书院，积极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赢得了广泛赞誉。而在四川学政任上，他与四川总督吴棠合作，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邀请知名学者任教，并亲自制定了教学大纲，编写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等书籍，旨在指导学子们如何读书治学，修身齐家。
二、清流首领
张之洞在晚清时期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着名的“清流派”首领。清流派是一个以反对腐败、倡导改革为己任的政治群体，他们主张强化中央权力，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关注外交关系中的国家尊严。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因其坚定立场和积极建言而声名鹊起，成为清流派的实际领导者。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担任文渊阁校理，开始了他在清政府中枢机构的职业生涯。随着职位的不断晋升，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补任国子监司业，并随后转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再升至司经局洗马。就在同一年，清廷派遣左都御史完颜崇厚前往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崇厚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不佳，最终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虽然名义上归还了伊犁，但实际上使伊犁地区处于俄国的包围之中，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张之洞随即上奏《熟权俄约利害折》和《详筹边计折》，分析了条约的十条不可接受之处，并呼吁必须修改条约，同时加强军事准备，暂缓签订，并要求追究崇厚的责任。这次上书引起了皇室的高度关注，张之洞因此获得了慈安、慈禧太后的接见，并被特许随时前往总理衙门提供咨询。他与张佩伦、陈宝琛等人共同起草了多份奏折，提出了包括筹措军费、加强边防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张之洞的政治声望也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他与其他三位官员——宝廷、张佩伦、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而张之洞则是清流派的实际领袖。他们拥护军机大臣李鸿藻为精神领袖，共同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权威、打击腐败的改革措施。
在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面对的是一个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鸦片泛滥的山西。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局势。首先，他勤于考核下属官员，清除那些贪污渎职的人员，同时表彰那些廉洁奉公的好官。其次，他严禁鸦片买卖，并推广禁烟运动，试图根除这一社会毒瘤。此外，他还编练军队，清查仓库，确保财政透明，并改进了山西铁矿产品的运输方式，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益。
三、抗击法军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形象。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越南扩张势力，并威胁到了中国的南部边境。张之洞作为当时清廷的重要官员，一直主张强硬对抗法国的侵略行为。
光绪十年（1884年），随着法国在越南的行动愈发猖獗，张之洞上疏朝廷，力主加强边疆防御，并建议紧急部署滇、桂两地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御。同年四月，清廷召见张之洞，并命他接替张树声，署理两广总督，并在七月初正式授任。张之洞抵达广州后，立即着手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作，并督促各地督抚加强警戒。
同年六月，法国侵略军占领了中国台湾的基隆港口，张之洞意识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迅速上奏请求朝廷派遣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同作战。他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对越南的战略控制，才能有效地支援台湾的防御。清廷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并授予刘永福提督记名的职位。刘永福带领黑旗军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多次击败法军。然而，由于广西和云南两地的部分军队在战斗中表现不佳，导致黑旗军孤立无援，最终在某些战役中失利。
随着战况的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攻占了中越边境的重要关口镇南关（今友谊关）。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张之洞果断请求调遣前广西提督冯子材以及总兵王孝祺等部队增援。70岁高龄的冯子材率领部队英勇奋战，最终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这场胜利不仅极大地提振了士气，也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垮台。
然而，正当士气高涨之际，清廷却决定寻求和平解决，命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并撤退。这一决定让前线将士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张之洞多次电奏请求延长撤军期限，但未获批准，并受到了来自李鸿章的批评。
四、兴办洋务
张之洞在晚清时期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尤其是在湖北地区，他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聘请了梁鼎芬和朱一新等学者主持教育事务。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而获罪，朱一新则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被降职，张之洞顶住压力继续支持他们，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建议修建芦汉铁路，这条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旨在连通南北，促进物资流通、军事调动和经济发展。清廷批准了这一计划，并任命张之洞为湖广总督，负责南段铁路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并在两江总督任内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
同年冬季，张之洞抵达湖北，首要任务便是筹建汉阳铁厂。起初，他在采购设备时遇到了不少困难，例如在购买炼钢厂设备时，由于缺乏对原材料质量的了解，导致设备与原料不匹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经过一系列试验和调整，最终通过改造设备，成功生产出了优质钢材。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等十个工厂，共有两千名工人，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个项目不仅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也为后续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除了钢铁工业，张之洞还创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年），该织布局在武昌投入运营，拥有三万枚纱锭和一千台织机，雇用了两千名工人。织布局的盈利被用来补贴其他亏损的企业，如铁厂和枪炮厂。尽管如此，织布局依然表现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基于棉纱市场的广阔前景，张之洞决定扩建纱厂，但南厂未能建成，部分机器最终被用于南通的大生纱厂。
在教育方面，张之洞同样不遗余力。他创办和整顿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等，并设立了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他还设立了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他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改革，增加了新的学科。此外，张之洞还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注重军事训练，在两江总督任内组建了一支采用西式训练方法的江南自强军。
五、甲午战事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同时也是临时署理两江总督，积极参与了战时的各项决策与援助活动。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立即行动起来，奏请朝廷派遣骑兵前往天津待命，并考虑借助外国力量。他认为日本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必须加强天津和盛京的防御。10月26日，张之洞致信李鸿章，提出了“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的三项策略建议。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恶化，到了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张之洞再次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项紧急措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辽东局势。
同年11月2日，张之洞被调任为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再次致信李鸿章，强调无论最终是战是和，都必须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然而，尽管他多次呼吁救援，当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时，张之洞发出的救援请求并未得到有效的响应。
进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着日军进攻山东半岛，张之洞急忙向山东巡抚李秉衡发送急电，建议动员地方官员招募民工，加快挖掘壕沟，并在关键道路上埋设地雷，以抵御日军的推进。他还表示愿意调配武器弹药支援山东的守卫。在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自杀殉国后，张之洞提议将驻扎在台湾的刘永福调往山东，参与抗击日军，保卫烟台。
当得知清廷有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意向时，张之洞于2月28日紧急致电朝廷，强烈反对割台，并提出了两条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一是向英国巨额借款，并以台湾作为担保，英国可能会派遣军舰保护台湾；二是允许英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在台湾开矿，以换取英国的保护。然而，这些方案并未被采纳。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建议废约，主张“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下令唐景崧离职，并要求台湾的官员逐步撤回内地。张之洞认为此时应依靠台湾民众进行抵抗，并建议停止无谓的兵力消耗，禁止银钱运出，以充实军需。然而，随着唐景崧的撤离，台湾民众的抵抗变得越来越艰难。
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试图鼓励唐景崧激励士兵和民众坚守台北府，并建议他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灵活应对战局。然而，唐景崧未能履行责任，于7日逃离台湾。最终，只有刘永福留在台湾领导军民继续抵抗，但因缺乏足够的军饷和武器，最终于10月19日战败撤退至厦门。
六、参与变法
在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积极参与了变法图强的运动。尽管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未能有效支援前线，但在战后，他上书朝廷呼吁总结失败的教训，并提出变法图治的主张。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表明了维新派对他寄予的厚望。张之洞也确实与维新派有过一些合作，如资助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并支持《时务报》的创办，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变法的认同和支持。
然而，张之洞在支持维新运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倾向。他虽然最初支持康有为的强学会，但在看到慈禧太后采取行动关闭北京的强学会后，他以学术分歧为由退出了上海强学会，并停止了捐款。此外，他对《时务报》上关于争取民权的文章表示不满，并授意他人撰文反驳，这表明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与维新派存在分歧。
张之洞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态度亦是如此。当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一场维新运动，其中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举措，这些措施得到了张之洞的认可和支持。然而，当《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提倡民权的文章时，张之洞立即表示反对，并采取措施停止了该报在湖北的发行。这表明张之洞虽然支持改革，但在触及到根本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时，他倾向于保守立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这本书受到了守旧派的赞赏，但遭到了维新派的激烈批评。《劝学篇》中的观点被认为是维护封建秩序和忠君思想的，与维新派提倡的变革思想相冲突。张之洞在这本书中强调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在保留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科技和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变法的理解和定位。
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更为复杂。他曾经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这两人后来成为变法的关键人物。然而，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虽然试图挽救他的门生杨锐，但未能成功。
七、镇压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以反帝爱国为口号，席卷了华北地区，对外国势力及其在华利益构成了威胁。面对这一局势，张之洞的态度是坚决镇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镇压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和医院的行为，并会同沿江各省上奏朝廷，请求强力剿灭所谓的“邪匪”，同时采取措施安抚外国使馆，并向各国表达歉意。
为了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达成协议，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根据这一章程，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而长江及苏杭地区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及其财产，则由南洋大臣刘坤一和两湖总督张之洞负责保护。这一协议得到了李鸿章、许应骙和袁世凯的支持，他们也加入到了“东南互保”的行列中。
同年7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试图通过组织自立军在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发起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并试图恢复光绪帝的统治。他们甚至希望通过日本来劝说张之洞，支持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面对这样的局面，张之洞在慈禧太后尚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的情况下，选择了抓捕并处决唐才常等人。
在处理自立军事件后，张之洞注意到在上海张园举行的国会中有许多着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参与。为了分化瓦解这些革命力量，张之洞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与康党之间的关联，并劝诫参会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这份文件意图将革命力量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划上等号，从而削弱他们的影响力。
然而，留日学生对这份文件反应强烈，他们推选沈翔云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复张之洞》，对张之洞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沈翔云在信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普遍认可的原则，并不是康、梁等人的邪说。他质问张之洞为何会认为外国领事、传教士等人的利益应优先于中国，这表明了张之洞在处理此事时的立场问题。据说张之洞看完这封信后感到非常尴尬，随后指示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反驳文章，以回应留学生的批评。
八、倡议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始考虑“变通政治”。同年3月，清廷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并邀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提交了三道奏折，即着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第一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主要围绕教育改革和科举制度的变革展开。张之洞和刘坤一建议设立文武学堂，改革文科考试内容，停止武科考试，并鼓励留学生出国深造。这些建议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和培养新型人才，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第二道奏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则侧重于整顿内部政策。在这份奏折中，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了包括崇节俭、打破常规用人机制、停止卖官鬻爵、提高官员薪酬、改革吏治、简化法律程序等一系列措施。他们还特别提到，当前民情已经不同于三十年前，人们羡慕外国的富裕和强大，而对本国的贫困和官军的懦弱感到不满。此外，海关的公正运作和租界的良好管理也使得民众对清朝腐败的官僚体系更加不满。这些观察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以及民众对清政府腐败程度的深切厌恶。
第三道奏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则着重于采用西方的先进做法。张之洞和刘坤一建议派遣更多人员赴海外考察学习，推广现代军事训练方法，发展农业和工业，制定矿业、铁路、商业等相关法律法规，使用银元作为货币单位，实施印花税制度，普及邮政服务，官方经营鸦片贸易，并增加翻译西方书籍的数量。张之洞特别强调，他们所提议的改革措施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不会导致国家混乱。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逐渐壮大，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考虑“预备立宪”，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清廷宣布进行官制改革，并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张之洞最初的态度是谨慎的。当五大臣考察归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在回复电报中表示，立宪是一项重大的事情，如果将来奉旨要求各省讨论，他会尽力提供自己的见解，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张之洞对于官制改革的态度更是明确反对。他认为，如果实施官制改革，将会立刻引发全国性的动荡。在他看来，这关乎清朝两百多年的传统制度和二十一个省份的治理，不应草率行事。
九、中枢重臣
清廷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通过官制改革，旨在加强中央皇权，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在这个背景下，清廷决定将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督抚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往北京。同年六月十八日，张之洞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的职位，一个月后，即七月二十七日，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成为清廷中枢的重要人物。
张之洞在中枢任职期间，正值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的关键时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年号改为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临朝听政，满族亲贵趁机集中权力，排挤汉族官员。袁世凯作为当时权倾一时的汉族大官僚，加之戊戌变法时曾出卖光绪帝，因而遭到载沣等皇族亲贵的忌恨。
面对满族亲贵对袁世凯的排挤，张之洞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当载沣等人密谋暗杀袁世凯时，张之洞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在这种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不应该轻易诛杀大臣，尤其是像袁世凯这样有影响力的重臣。张之洞的这一立场，体现了他在复杂的政治局势面前的审慎态度。
然而，尽管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清廷最终还是采取了其他手段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让他返回河南休养。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权力的剥夺，也是满族亲贵加强自身权力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张之洞的身体状况也日益恶化。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他向清廷请求辞去所有职务，并于同日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湖畔白米斜街11号院的寓所中去世。两天后，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清廷追赠他“文襄”的谥号，以表彰他在政治和改革事业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