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受教
奕詝的早年生活与教育经历充满了宫廷的复杂与变迁。他出生于1831年的圆明园，是道光帝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后来被追封为孝全成皇后的钮祜禄氏。钮祜禄氏出身并不显赫，但她的美貌与智慧使她在后宫迅速晋升，直至成为皇后。然而，命运多舛，她在1840年不幸逝世，那时的奕詝仅仅十岁。
孝全成皇后去世后，道光帝决定将奕詝交给另一位后宫女性抚养，这便是静贵妃。静贵妃同样有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奕欣，他比奕詝小一岁。静贵妃对待奕詝如同己出，而奕詝也将奕欣视为亲兄弟，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一起在上 书 房学习成长。
在教育方面，奕詝与奕欣都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但他们的老师不同。奕詝的老师是杜受田，这位老师对奕詝的影响深远，不仅教授他学术知识，还灌输给他治国理政的正道理念。根据记载，杜受田与奕詝之间的师生关系长达十余年，这对奕詝后来的性格形成及执政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比之下，奕欣的老师是卓秉恬，他在学术和武术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奕欣聪明伶俐，且在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甚至创编了自己的枪法和刀法。道光帝对此颇为赞赏，特地赐给他一把名为“白虹”的宝刀，以示鼓励。
除了学业上的竞争之外，奕詝和奕欣之间还存在着争夺皇位的潜在竞争。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奕詝不慎从马上摔落，导致腿部受伤，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此外，他还曾在幼年时患过天花，这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疤痕。这些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阻碍他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可能，反而在他与奕欣的竞争中增添了一层悲情色彩。
二、立储风波
道光帝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是清朝晚期宫廷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篇章。道光帝一生共有二十多位后妃，共生育了十个公主和九个皇子。然而，由于诸多皇子早夭，到了道光帝晚年，真正具备继承资格的皇子并不多。特别是长子奕纬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去世，随后二子奕纲、三子奕继也都相继离世，这让道光帝在选择继承人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奕詝的诞生给道光帝带来了新的希望。奕詝是道光帝的第四个儿子，也是在奕纬去世后不久出生的。在随后的岁月里，道光帝又迎来了其他几个儿子，但真正能够成为皇位继承人候选人的只有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欣。
奕詝作为长子之一，不仅年龄较大，而且性格仁孝，深受道光帝喜爱。而奕欣则以其出众的才华和能力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奕欣不仅聪明好学，还在武术方面有所成就，得到了道光帝的赏识。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显得尤为谨慎，迟迟未能做出最终决定。
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终于采取了秘密立储的方式，写下储君的名字并密封起来。这一举动显示出道光帝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已经心中有数，但他仍然保留了最后的决定权，以便在必要时作出调整。
然而，道光帝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病情加重，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康复，于是紧急召见了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当众开启密匣，宣读了他之前写下的立储朱谕：“皇四子奕詝，着立为皇太子。”
这份朱谕不仅是道光帝的最后遗愿，也是清朝继承制度的具体体现。它表明了道光帝对于国家未来的安排，以及他对奕詝寄予的厚望。当天，道光帝在圆明园慎德堂驾崩，奕詝随即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
三、锐意图治
咸丰帝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织的局面。年轻的咸丰帝展现出了锐意进取的决心，希望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挽救清王朝的颓势。他首先着手于清除旧有的顽固势力，提拔了一批主张改革的新派官员，以期改变朝廷的风气和提高行政效率。
即位初期，咸丰帝便罢免了道光朝的老臣穆彰阿，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保守或无能的大臣。与此同时，他也撤换了那些主张妥协退让的官员，如耆英等。这种人事调整的目的在于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为新的改革政策铺平道路。
在新的人事布局中，肃顺成为了咸丰帝倚重的改革派代表。肃顺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打击官场腐败现象。他处理了着名的“戊午科场案”，严厉惩处了包括一品大员柏葰在内的多名官员，以此震慑整个官僚体系。这一举动在短期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场风气，减少了贪污现象的发生。
然而，咸丰帝面临的问题远不止官场腐败。太平天国起义在1851年爆发，迅速发展成为威胁清朝统治的重大危机。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内攻下了多个重要城市，如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地，并于1853年定都南京，形成了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局面。
为了应对这一内乱，咸丰帝采取了动员地方力量的策略，鼓励各地官绅举办团练，组建地主武装。这其中最为着名的就是由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创建了一支不同于传统绿营军队的新式地方武装。这支军队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表现出色，逐渐成为了镇压起义的主力。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廷还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尤其是在太平天国遭遇内部矛盾——“天京事变”之后，清廷利用这个时机，联合外国势力，最终击败了太平军。咸丰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的力量，以及与外国势力的合作，成功地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四、攘外失利
咸丰帝在位期间，不仅要应对内乱，还要面对列强的外来威胁。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英法等国对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这是一段充满屈辱与挑战的历史。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美国和法国向清廷提出修改现有条约的要求，企图扩大在中国的利益。咸丰帝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这种强硬的态度并未阻止列强的进一步行动。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亚罗号事件”为由，联合法国对中国发起攻击。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但最初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以及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再次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要求“修约”。咸丰帝命令直隶总督谭廷襄采取分化策略，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对付四国。然而，谭廷襄的努力并未能阻止英法联军的攻势，最终英法舰队攻陷了大沽炮台，并逼近天津。
面对这一局势，咸丰帝派遣桂良、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分别与英、美、法、俄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这些条约虽然暂时平息了战火，但并未能阻止列强进一步的侵略野心。咸丰帝对这些条约感到不满，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批准。
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冲突中被击败，咸丰帝借此机会试图废除《天津条约》。然而，英法两国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加紧调集兵力，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联军，大举入侵中国。咸丰帝在处理此次危机时显得犹豫不决，未能抓住战机。英法联军先是进攻北塘，随后又向大沽口进攻。咸丰帝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决策，命令清军统帅撤离战场，导致大沽再次失守。
八月初，英法联军抵达天津外海，并迅速占领了天津。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前往通州与英法议和。然而，英法联军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在通州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后，继续向北京推进。
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的情况下，咸丰帝决定离开京城，前往热河避难。他命令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处理议和事宜。奕欣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之前的《天津条约》。在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强迫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最令人痛心的是，英法联军在攻占北京后，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攻入圆明园。次日，圆明园遭到洗劫，之后被付之一炬，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耻辱。
五、崩逝行宫
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英法联军退兵之后，咸丰帝一度考虑返回北京，但由于“亲递国书”等问题未解决，加之他逐渐适应了热河行宫的生活，最终放弃了回銮的想法。这段时间，咸丰帝特别迷恋戏剧，频繁观看演出，这也成为他逃避现实压力的一种方式。
在热河期间，咸丰帝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而肃顺则成为他身边的重要人物，几乎形影不离。肃顺建议咸丰帝留在热河，以免病情加重。恭亲王奕欣等人见咸丰帝迟迟不回京，且不断传来病重的消息，感到非常紧张。奕欣试图亲自前往热河探视咸丰帝，但遭到了肃顺的阻挠，这导致了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几位重要大臣，并下达了重要的谕旨：“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紧接着，他又谕令这八位大臣辅佐新皇：“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八位大臣因此被称为“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
然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亲自书写朱谕，只能命廷臣代笔。咸丰帝还授予皇后钮祜禄氏一枚“御赏”印章，并将另一枚“同道堂”印章授予皇子载淳（由懿贵妃那拉氏掌管）。这两枚印章在当时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用于确保皇权的顺利交接。
咸丰帝于七月十七日清晨寅刻病逝于热河行宫，结束了他短暂而充满挑战的统治生涯。咸丰帝去世后，庙号定为文宗，谥号为“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
咸丰帝去世后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载淳生母懿贵妃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联合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以及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这场政变迅速瓦解了“顾命八大臣”的权力基础，确立了慈禧太后的实际统治地位。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慈禧统治时期，这也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结语
咸丰帝的统治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虽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清朝的命运，但最终未能阻止帝国走向衰亡的步伐。奕詝的一生见证了清朝内部动荡不安以及外部列强的步步紧逼，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