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贫苦童年
林则徐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林宾日虽然是一名廪生，但因为科举之路不顺，未能通过乡试，只能依靠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然而，林家人口众多，日常开销庞大，加上外债累积，使得本已拮据的生活更加困难。林宾日的收入微薄，仅靠教书所得难以支撑家庭的基本需求，以至于经常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
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林则徐的母亲陈帙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家中的主妇，她不仅负责家务，还要通过做女红来增加家庭收入。她擅长剪纸，这是一项需要细致与耐心的手工艺，同时也是当时妇女能够从事的少数能够带来额外收入的工作之一。陈帙不仅自己勤于劳作，还将这门技艺传授给了她的女儿们，使得全家都能通过这项工作来补贴家用。
林则徐从小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熟与责任感。每天上学前，他会帮助母亲把手工制品带到附近的店铺寄卖，以便换取一些现金。放学后，他又会去收取前一天寄卖的钱款，然后带回家交给母亲。尽管年纪尚轻，但他已经懂得体谅父母的艰辛，并尽自己所能减轻家庭的负担。
林则徐的早熟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性格中的稳重与孝顺。他对母亲的辛勤劳作充满同情与理解，总是尽可能地去协助母亲，这样的经历也塑造了他日后为人处世的态度。当林则徐长大成人步入仕途之后，这种从小形成的对底层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贯穿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无论是担任地方官员时的勤政爱民，还是后来在禁烟运动中的坚定立场，都体现了他源自童年的那份悲悯情怀。
二、中举成家
林则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林宾日对他的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尽管家境贫寒，但林宾日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在林则徐四岁时就开始教授他认字写字，六岁时教他作文章，七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各种文体。林宾日在教授其他学生的同时，也不忘带上林则徐，让他坐在膝上一起听课，希望儿子能早日成才，摆脱贫困的命运。
林则徐的聪颖很快就显现出来。八、九岁时，他就能够在学堂上写出“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豪迈的诗句，展现了超乎同龄人的才华，令师生惊叹不已。林则徐的出色表现也让他在学堂中屡获佳绩，甚至赢得奖金。面对家庭的贫困状况，有人建议林则徐改行谋生，但林宾日坚信儿子的未来不可限量，坚决反对改变方向，坚持让林则徐继续求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林则徐的学业也取得了显着的进步。嘉庆元年（1796年），年仅十二岁的林则徐被选为孔庙佾生，这是对他学习成绩的一种肯定。次年，林则徐参加府试并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紧接着，林宾日也顺利成为贡生，这对于林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798年，林则徐考中秀才，这是他迈向更高学府的第一步。
成为秀才后，林则徐大部分时间都在鳌峰书院学习，这里汇聚了许多优秀的学子。在院长郑光策的指导下，林则徐专心致志地学习，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尤其是与学者陈寿祺的交往，对林则徐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寿祺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激发了林则徐日后投身国家大事的决心。此外，他还与郑光策的女婿梁章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共同立下了经国济世的宏大志愿。
终于，在嘉庆九年（1804年）的秋天，林则徐参加了乡试，并以优异的成绩中了第二十九名举人。在公布结果的当天，林则徐迎来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喜事——他与河南永城知县郑大模的女儿郑淑卿完婚。这对年轻的夫妇满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1804年十二月，林则徐启程前往北京参加更为重要的会试，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然而，这次会试的结果并不如意，林则徐名落孙山。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气馁，而是选择回到家乡福州，在北库巷开设了自己的私塾“补梅书屋”，开始了教学生涯，希望通过教书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
三、初任仕途
林则徐的仕途始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这一年，汀漳龙道张百龄对林则徐的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积极推广他的名声。同年秋天，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林则徐接受了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的聘请，担任书记一职。在这个职位上，他主要负责处理与商贩和洋船往来相关的文书记录工作。厦门当时面临着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而历任同知多为贪官，对外商的贿赂视而不见。这段经历让林则徐深刻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及其背后的复杂性，同时也开阔了他的视野。
在厦门期间，林则徐得到了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并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被邀请加入张师诚的幕僚团队，专门负责文书工作。在张师诚的指导下，林则徐不仅在公文写作方面有所提升，还学到了许多关于军事、刑法、礼仪等方面的知识。这段经历对林则徐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因为他得到了实际工作的锻炼，更因为他受到了张师诚的信任与栽培，为其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月，林则徐离开福建北上，准备参加第二次会试。然而，这次尝试并未成功，林则徐再次落选。尽管如此，他并未灰心丧气，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张师诚身边，为他提供支持。同年，张师诚领导了对海盗蔡牵的镇压行动，林则徐参与其中，为张师诚起草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张师诚对林则徐的表现赞赏有加，认为如果没有林则徐的帮助，这场战役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
嘉庆十五年（1810年），林则徐陪同张师诚入京觐见皇帝，并为第三次会试做准备。这一次，林则徐终于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会试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进士，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务。此后，林则徐在京师度过了七年的时间，期间他不仅在翰林院中担任了多种职务，如国史馆协修、《大清一统志》编纂等，而且还积极参与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水利方面的探索。
为了增加收入，林则徐在闲暇之余还会在书塾教书，或者出售自己的书法作品。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他也未曾忘记自己的初心，利用京师丰富的资源深入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并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此外，林则徐还曾担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等职务，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并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着成了《滇轺纪程》等作品。
四、历职地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的仕途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二月，他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河南省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原因是南岸河堤出现缺口，而河南巡抚博尔济吉特·琦善在处理此事时表现不佳，导致工程进展缓慢。林则徐深入调查后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材料供应商囤积居奇，导致工程所需物资价格飞涨。他随即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命令地方官吏严密查封这些物资，以公平的价格购买，确保工程能够顺利进行。这一建议得到了嘉庆帝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同年四月，林则徐在例行的考核中被评为一等，并被“记名以道府用”，这意味着他有可能被任命为地方要职。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浙江杭嘉湖道，从此告别了长达七年的京官生涯。在杭嘉湖道任职期间，林则徐专注于当地的水利建设和海塘维护工作，力求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然而，林则徐在浙江任职期间感受到了为政的艰难，官场中的种种积弊让他感到力不从心。道光元年（1821年），得知父亲林宾日患病的消息后，林则徐以自身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请求辞职，带着家人返回原籍福州。几个月后，林宾日病情好转，但林则徐仍然面临着家庭经济的压力，不得不重新考虑重返官场。
道光二年（1822年），在座师曹振镛和房师沈维鐈的帮助下，林则徐再次北上，准备补官。道光帝对林则徐的政绩十分认可，特别召见并表扬了他，并于同年四月破格任命他为浙江省道员。林则徐到任后，被委派为本科监试，并很快被调往江苏淮海道任职。在此期间，他还兼任浙江盐运使，协助浙江巡抚帅承瀛整顿盐政，成效显着。
道光三年（1823年），林则徐晋升为江苏按察使。在这个新职位上，他大力整顿吏治，改革司法程序，亲自审理案件，甚至深夜微服出行，亲自验尸，力求公正。在短短四个月内，他几乎解决了江苏所有积压的案件，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同年夏季，江苏遭遇洪水灾害，社会动荡，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劝平粜价、禁止囤积、减轻赋税、救济饥民，有效稳定了局势。
道光四年（1824年），为了解决水患问题，林则徐提议暂时使用官款疏浚河道，并得到了批准。然而，就在他准备前往工地视察之际，母亲陈氏去世，林则徐不得不返回原籍守孝。次年，江南高家堰发生决口，林则徐奉旨前往监督修复工作，顺利完成任务后因劳累过度患上疟疾，再次回到原籍休养。
道光六年（1826年），林则徐被任命为两淮盐政，但他以身体原因拒绝了这一任命。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他才出任陕西按察使，并署理布政使事务。不久后，陕西南部遭遇水灾，林则徐留任原职，前往灾区查看灾情，安排灾民生活，并参与了县城重建工作。
道光八年（1828年），林则徐因父亲去世再次返回福州守孝。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与当地官员和乡绅合作，重新疏通了福州的小西湖
道光十年（1830年），林则徐结束为父守丧的期限后，北上京城觐见皇帝，并等候新的任命。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多位同僚和朋友在北京进行了交流与聚会，其中包括张维屏、潘曾莹、黄爵滋、彭蕴章、周作楫等人。这些社交活动不仅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也为他在官场上积累了更多的人脉资源。
同年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并于七月离京赴任。仅仅几个月后，即同年十一月，他又被调任为河南布政使，并于次年（1831年）二月正式到任。在河南任职期间，林则徐面临了严峻的财政挑战和自然灾害问题。他受命清理河南各州县的悬款，解决长期以来财政上的遗留问题。同时，由于沿长江一带发生严重水灾，粮食短缺导致大量灾民流离失所，林则徐积极应对，不仅在河南采购粮食支援灾区，还向江苏督抚陶澍和程祖洛提出建议，鼓励商人自行采购粮食，以解决粮荒问题。
由于他在河南的出色表现，林则徐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被调任为江宁布政使。在赴任途中，他亲自前往灾区考察，详细了解灾情，并提出了包括倡捐、煮赈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旨在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这些措施得到了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并奏请朝廷予以实施。
同年十月，由于钦差大臣朱士彦的推荐，林则徐被任命为总司江北赈抚事宜。由于政绩显着，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于同年擢升他为河东河道总督。面对这一重任，林则徐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亲自冒着严寒天气，徒步巡查数千里的河道，检查治水用的商梁秸，并绘制了详细的黄河形势图作为施工参考。他的严谨态度得到了道光帝的高度赞扬。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林则徐被调任为江苏巡抚。在此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合作密切，共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措施。林则徐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的一些顽固问题，如钱漕、灾赈、水利、盐政和货币等问题，赢得了地方民众的广泛赞誉。
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地区夏季频繁发生的河流泛滥灾害，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洪措施，强调“修防兼重”，确保了江汉沿岸的安全
五、受命禁烟
道光年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政府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支持并纵容鸦片商贩将鸦片大量走私进入中国。鸦片的流入不仅导致了白银的大量外流，还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甚至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为此，道光帝决定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鸦片贸易。
在此之前，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提出放宽鸦片禁令的观点，试图通过允许国内种植鸦片来与英国竞争，以此遏制白银流失。然而，这一建议遭到了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对，要求严格禁止鸦片的声音日益高涨。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明确提出应当严厉打击鸦片吸食行为，并要求各地将军、督抚提出具体的禁烟章程。在收到的29份回复中，仅有8人支持严格的禁烟政策，其余多数反对。林则徐作为严禁派的代表，对反对禁烟的言论进行了有力反驳。
同年，林则徐制定了六项禁烟方案，并在湖广地区率先推行禁烟活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同年八月，林则徐向道光帝上奏，强调鸦片泛滥的危害，并指出政府内部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阻碍了禁烟政策的有效执行。他警告道光帝，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未来可能会出现无兵可用、无银充饷的局面。这份奏折促使道光帝最终决定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
九月，道光帝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并命大学士郭佳·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不久后，林则徐奉诏入京觐见。道光帝在八天内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表明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关注，并于十一月中旬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赋予他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头衔，并令其兼管广东水师。
林则徐深知禁烟任务艰巨，涉及利益广泛，但他并没有退缩。在接到任命后，他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表现出了为国为民不惜一切的决心。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沿途探访了解广东情况的人士，并派遣人员先行赴粤密查，掌握了大量有关广州烟犯的信息。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抵达广州。在此之前，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官员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鸦片走私的打击力度。林则徐到达后，得到了这些官员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为禁烟运动的迅速展开奠定了基础。
面对广东沿海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林则徐意识到仅靠严禁吸食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根本上阻止鸦片的输入。他深入调查了广州地区的鸦片问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等官员联合传讯十三行洋商，要求他们限期交出鸦片，并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然而，外商拒绝交出鸦片。林则徐果断下令包围商馆，并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经过激烈的斗争，林则徐成功收缴了英国趸船上所有的鸦片。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的新建销烟池内，林则徐主持销毁了共计箱、2119袋的鸦片，除了留下的8箱样本外，全部被销毁。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展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的成功，使得林则徐声名鹊起，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道光帝对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亲自书写“福”、“寿”二字的大匾，并派人送往广州，以示褒奖。
六、积极抗敌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为了彻底切断鸦片来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要求所有外商出具“甘结”，即保证不再携带鸦片进入中国，否则货物将被没收，责任人将被处以极刑。这一措施旨在恢复正常的中外贸易，但遭到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以及鸦片商人们的强烈抵制。义律拒绝签署任何可能导致鸦片贸易中断的协议，并继续在幕后支持鸦片走私。
为了更好地对抗鸦片走私，林则徐积极搜集外国情报，并组织翻译人员编译西方书籍和报刊，以了解西方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编写了《四洲志》等着作，这些资料为他制定对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一起意外事件的发生加剧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尖沙咀，一名名叫林维喜的村民被英国船只上的水手醉酒打死。林则徐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员调查，并要求义律交出凶手。然而，义律却拒绝交人，并在澳门私自设立法庭进行所谓的“审判”。
为了维护中国的司法主权，林则徐和邓廷桢采取了强硬措施，于七月初八日（8月16日）下令禁止向澳门的英国人供应食物，并撤走了所有的中国雇员，驱逐义律等人离开澳门。与此同时，林则徐还前往澳门，与葡萄牙当局交涉，争取他们在中英冲突中保持中立。
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义律率领英国船只在九龙山海面挑衅，引发了九龙炮战。林则徐和邓廷桢随即前往虎门驻扎，调集兵力进行防御，并筹划应对策略。九月，林则徐派遣余保纯赴澳门与义律谈判，试图恢复通商。然而，义律拒绝接受林则徐提出的三项条件：出具甘结、交出凶手、驱逐鸦片趸船。义律单方面宣布将林维喜案的嫌疑人送回英国审判，导致澳门谈判破裂。
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再次诉诸武力，挑起了穿鼻洋海战。随后，英国军队六次进攻官涌山，但均被广东守军成功击退。
为了有效抵御英国的侵略，林则徐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措施。他主张以逸待劳、以守为战，强调坚固防御工事，静待敌人失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林则徐加强了沿海防御设施，购置西方火炮增强虎门炮台的力量，改造外国商船为战舰，补充水师力量。同时，他还搜集了大量外国船只和武器的技术资料，准备仿制先进的装备。
林则徐相信民心和民力的重要性，他从沿海渔民、蛋户、盐贩中招募水勇，并训练他们使用夜袭和火攻战术。他还允许沿海村庄组织民团自卫，以保护家园不受侵犯。在林则徐等人的领导下，广东地区逐渐形成了全面抵御英国侵略的局面。
七、远贬新疆
九龙炮战之后，道光帝因广东连获小胜而盲目自信，下令停止与英国的贸易。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二十一日（11月26日），林则徐遵旨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12月6日）停止与英国的贸易。同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林则徐被正式任命为两广总督，邓廷桢则调任两江总督。
然而，英国政府决心发动侵华战争，以报复中国禁烟措施。林则徐从情报和翻译的西方报纸中了解到，英国正准备派遣舰队前往中国沿海滋扰。林则徐先后五次奏请朝廷加强防备，并通知沿海各地督抚做好防御准备。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底，英军抵达广东海域，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封锁珠江口，并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转而北上，六月初攻占了浙江的定海。
七月，道光帝改变了对英态度，命直隶总督琦善接受英国公文，并与英军司令懿律谈判。道光帝希望通过惩治林则徐和邓廷桢，并赔偿烟价来换取英军撤退。不久，道光帝又多次指责林则徐处理不当。尽管处境不利，林则徐仍坚持抵抗，并在矾石洋击败了英军舰队。然而，林则徐的坚持并未改变道光帝的态度。八月，林则徐上疏自请治罪，并驳斥了战争因禁烟而起的说法，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不加以制止，恐怕后患无穷。然而，道光帝对此斥为“无理，可恶”，并称其言论为“一片胡言”。
九月初三日（9月28日），道光帝决定将林则徐和邓廷桢交由刑部严加议处，并要求二人留粤备查。初八日（10月3日），林则徐和邓廷桢被革职。十一月，琦善抵达广东，废除战备，并与英军私下签订《穿鼻草约》。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林则徐反对琦善求和，并与邓廷桢一道奔走内河要隘，筹议战守。正月初十日（2月1日），义律宣布占领香港。林则徐说服怡良上奏揭露琦善的真相，导致琦善被革职并被押解进京。此时，英军已突破虎门防线，威胁广州。林则徐自筹经费，招募福建壮勇防守。三月，靖逆将军爱新觉罗·奕山到广东主持战事，但并未采纳林则徐的防御建议。
四月二十一日（6月10日），林则徐抵达浙江镇海军营。他提供炮书，协助镇海炮局研制新式火炮，并改造炮台和防御工事。五月初十日（6月28日），道光帝将广州战败责任归咎于林则徐，指责他在任时未积极筹划防务。随后，林则徐被革除四品卿衔，发配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在赴戍途中，于七月经京口（今江苏镇江），遇见老友魏源，赠送《四洲志》等资料，并嘱咐其撰写《海国图志》。八月，因黄河在河南开封祥符决口，酿成水患，林则徐奉旨前往祥符工地“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河工竣工后，林则徐仍被遣戍伊犁。在与妻子告别时，林则徐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表达了他为国为民的决心。
十一月初九日（12月10日），林则徐抵达伊犁，并将赴戍途中的经历记录在《荷戈纪程》中。在新疆期间，他继续关心东南战事，并写下许多爱国抗战的诗篇。他带病研究新疆史地，探讨防边强边之策。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秋冬，林则徐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垦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林则徐自请捐资修建阿齐乌苏荒地的龙口水渠。九月，工程竣工后，经布彦泰奏请，林则徐被派往库车、阿克苏等地勘察开垦事宜。次年（1845年）二月起，林则徐历时三万里，历勘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及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地，倡导兴修水利，在伊犁开辟了五十七万八千余亩荒地，并推广坎儿井和纺车技术，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和“林公车”。
通过实地考察，林则徐意识到沙俄对新疆的潜在威胁，向驻边大臣呼吁加强边防，绘制边境卡伦地图，并建议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增强边防力量。
八、再获启用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林则徐被释放回京，并以四五品京堂的身份候补。同年十一月，清廷重新起用林则徐，任命他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这一任命标志着林则徐的政治生涯再次迎来转机。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林则徐被正式任命为陕西巡抚，并于同年七月抵达陕西上任。此时的陕西正处于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为筹集军费，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并强令陕西捐款一百多万两白银；鸦片战争后，清廷向外国侵略者支付赔款，陕西再次承担了沉重的负担；加之陕西多地接连发生灾荒，导致民众生活异常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渭南、富平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掀起了反抗官府的斗争。
林则徐接任陕西巡抚后，首先向朝廷上书，指出陕西地理位置特殊，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藏身之地，并表示决心将“除暴安良”作为首要任务。林则徐针对刀客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首先对地方官吏进行教育，增强他们打击犯罪的信心，然后亲自督办“马得讽纠众夺犯伤差案”。在这一案件中，林则徐不仅将首犯马得讽判处死刑，还对其他参与者进行了严厉处罚，以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到年底，林则徐在关中东部门县以及陕北安塞等地，共缉获了一百四十六人，并对其中四十六人进行了严厉惩处。道光帝对此表示赞赏，朱批称赞林则徐“所办甚好”。
在镇压刀客之后，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他将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粮食向贫民平价出售，并对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进行官方收养。他还鼓励绅商富户出资出粮救济贫困人群，并命令地方官员与富户购买、质押耕牛，以确保春耕顺利进行。林则徐还向朝廷呈递《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林则徐还筹划兴修关中水利，并命令陕西督粮道张集馨研究《关中胜迹图志》，提出具体的水利工程方案。但由于费用巨大，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通过上述措施，林则徐有效地稳定了陕西的局势。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云贵总督。次年（1848年），他采取了“但分良莠、不分汉回”的方针，赴大理镇压保山汉族地主武装打劫京控要犯、屠杀回民的抗官暴乱，并制止了回汉之间的冲突。同年七月，由于林则徐在维护云南边境安定、镇压反抗方面表现出色，他被加授为太子太保，并赏戴花翎。
在云南任职期间，林则徐还提出了整顿云南矿政的主张，鼓励私人开采，并提倡商办，以促进经济发展。
九、病重逝世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二月，林则徐奉命审议有关云南开矿的问题。四月，林则徐派遣军队镇压腾越地区的彝民暴动。然而，此时林则徐的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五月，他的旧疾复发，不得不请假调养。六月，林则徐的病情加重，他上奏请求辞去职务，以便回家调养。在得到批准后，林则徐卸任回乡。
在返回福州的途中，林则徐途经长沙时，邀请了左宗棠在湘江舟上会面。两人畅谈时局，林则徐仍然挂念着新疆的屯田水利问题，表达了未能完成心愿的遗憾，并阐述了自己的防塞思想。十二月，林则徐抵达南昌，在此养病度过新年。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林则徐回到了故乡侯官。五月，英国人强行进入福州乌石山神光寺居住，林则徐联合福州的士绅和民众，共同策划驱逐行动，并亲自乘舟前往五虎门、闽安海口视察形势。然而，林则徐的病情并未好转，六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发动起义，咸丰帝命林则徐迅速来京，听候简用，但林则徐因病重无法赴京，只好推辞。
九月，清廷再次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紧急前往广西镇压拜上帝会起义。此时，林则徐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仍然抱着为国分忧的决心，于十月初二日（11月5日）从侯官起程前往广西。由于疾病缠身，林则徐不得不躺在特制的卧轿中，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前行。
在到达潮州时，林则徐的病情突然恶化，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当他抵达普宁行馆时，已经病入膏肓，不得不停下来休息。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辰时，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的陪伴下，指天三呼“星斗南”，随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林则徐去世的消息尚未传至京城，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仍命他暂署广西巡抚。林则徐去世后，清廷追赠他为太子太傅，并按照总督的规格赐予抚恤金，赐谥号“文忠”
结语
林则徐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他不仅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更是倡导开放与进步的思想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爱国者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此不懈努力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