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今年看来是个丰年了，为什么大家还面有忧色呢？”苏轼走到一位老农身边问。
“您是外乡人吧？您有所不知，丰年不如凶年好啊！”老农说。
“老人家给我详细讲一讲吧！”苏轼一边帮老农除草，一边请他细说。
老农告诉他，凶年虽是天灾难熬，只要节衣缩食，还能将就糊口。丰年虽然会多打粮食，因为要缴纳历年“积欠”，官吏上门，稍有不满就会枷棒在身，暴力威逼。这样，农民反而活不下去。
老农说到伤心处，和周围的农户一起泪如雨下；苏轼听到动情处，也是汪汪两行泪。
对于民间积欠问题，苏东坡历来重视，从初仕凤翔到以后所任数郡州官，他都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上书要求免除，这次苏轼更是感同身受。
一到扬州，苏轼就请求朝廷暂时停止催欠，奋笔疾书，写下了《记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请求朝廷“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
状文写好后，他担心延误时间，立即命吏卒策马上路，昼夜兼程，送往京城，当时执政大臣以边陲用兵，国家财政紧缺为由，不同意免除“积欠”。
没多久，扬州附近的几个州瘟疫开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
苏轼面对现实，心情越加沉重，他不顾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上书说：“”臣访问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为鬼腊。”这篇《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
一直到七月，皇帝诏书终于传来：“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
苏轼为民请命终于取得成功。虽说各种积欠并没有免除，只是放宽期限一年，但老百姓也可以喘一口气了。消息在扬州传开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在扬州，苏轼也尝试与古贤对话，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有一首说“民劳吏无德，岁美天有道。”“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就记录了此事。
漕运，就是通过古运河，每年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是一种政治运输。供应京城和军队所需，运送一次往返要几个月甚至一年，运到北方，卖出价有时比收购价还低。这是政府高成本的运输。
原来漕运的船工可顺便搭载私货，以补充自己的生活的不足。后来，朝廷下令严禁载私货。这样，漕运船工生活贫困，就偷盗所送的官家物资充饥。结果损失惨重。船夫因货款亏欠每年被办罪的也很多，但还是解决不少问题，于公于私多不利。
苏东坡在痛心之余，仍在努力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漕运困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东坡向朝廷建议，允许船工适当带点南方的土特产品到北方贩卖，这样船工生活有保障了，减少漕运损失，朝廷同意了。
从此，船工以官船为家，安居乐业，责任心也强了，苏东坡实事求是为民着想，赢得百姓的广泛称赞。
苏东坡出知扬州，时值芍药盛开，当时任扬州通判的晁补元正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其用意是对苏东坡这位文坛泰斗表示欢迎，同时也让新任太守借“万花会”露面，与民同乐。
可苏东坡却不这样想，地方的父母官应当与老百姓忧乐相通，眼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官府的陈前积欠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为官者怎能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呢？
苏东坡长期在多个地方为官，深知民间疾苦。
洛阳牡丹有名，每年春举办“牡丹花会”，赏花作乐。扬州芍药有名，前任太守蔡京在扬州期间，“引进”洛阳办牡丹万花会的做法，每年用十万枝芍药花办起了蔚为壮观的芍药“万花会”，邀请豪绅僚属宴集赏玩，举目皆花。
可渐渐地，花会变味了，花会已经滋生腐败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而有的官吏缘此为奸，借这名义剥削老百姓，苏东坡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业也。”
消息传到蔡京耳朵里，蔡京却不高兴了。
苏轼毫不理会，再对扬州官员说：“今后无论谁来做官，一律不许搞万花会。”
官吏们相顾无言，唯有点头诺诺。苏轼再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深得民心，至今被传为佳话。
高太后主持朝政的元更化时期，苏轼被起用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
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帝亲政，新党重新上台，元诸臣相继获罪。尽管苏轼曾前后为哲宗“侍读”五年，但仍被哲宗视旧党、后党，遭到冷眼。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哲宗帝降旨，令其知“重难边郡”定州。
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是当时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苏轼身为朝廷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哲宗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词，拒绝苏轼上殿面辞。
元佑八年（1093年）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离开京城汴梁。其时，“士愿从行者半朝廷”，因哲宗帝未陛辞，故“皆不敢有请于先生”。
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苏轼带着刚刚同贤妻王闰之（字季章）死别的心情，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治所。
当时的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
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生中不以个人恩怨而懈怠，不因心情悲伤而消沉。
面对边备的松弛、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边防建设。
首先得整饬军纪。苏轼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遂“因事行法”：对贪赃枉法的首犯严加惩处，不如此“无以警众革弊”；对偷盗者“付狱按治”；对侵斫禁者“依法勘断”，而“其多年侵耕已成永业者，别作擘画处置”；对出榜召人聚赌者，令其“改业”。
经过苏轼的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
接着，苏轼又着手修筑营房。幕官统计，应修盖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需钱三万三千四十七贯七百四十文。当时的河北转运司钱赋窘迫，这样一个数目，是难以支付的。
于是，苏轼急修《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奏闻朝廷获准后，遂置场买料，烧造砖瓦，雇佣军匠，节次不住，加紧修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