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臣的晏殊，支持新政。他支持新政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晏殊能够支持新政，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是一个客观的人，不谋私利。
新政的内容触犯了大官僚们的利益，因此引起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当然也会触及晏殊的利益。但是晏殊认为朝廷的利益，百姓的利益更为重要，不能因私废公。
宋仁宗刚登基时，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想专权，晏殊就建议刘太后垂帘听政，得到朝中上下一致支持，就此解除了大臣专权的危机。
在宋军抵御西夏进犯时屡战屡败，晏殊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是军备不足导致的，于是上奏要求加强军备，并提出了四条措施，很快就平定了西夏的进攻。
以上两件事，就说明晏殊很有智慧，对事务的分析很客观，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宋仁宗时期，宋朝表现出来的许多问题，需要改变一些旧的制度才能解决，范仲淹等人便提出改革。
这些改革也让一大部分朝廷官员受到了影响，然而晏殊认为改革对朝廷，对百姓有利。
正因为晏殊的客观，他才能够认识到新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其二，晏殊不仅客观，而且思想很开阔。晏殊在应天府任职时发展书院，扶持了应天府书院，并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为朝廷培养了一批人才。这就说明了晏殊的思想很开阔，他知道宋朝要发展，就要靠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后备人才，只有教育才能兴邦。
新政的提议也是为了宋朝的将来，这个想法与晏殊是殊途同归，所以晏殊也支持新政。晏殊开阔的思想促成了新政推行，也可以说新政是在晏殊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改革。
其三，生活习惯的原因。晏殊认为新政的内容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新政要大臣们过紧日子，这对晏殊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晏殊生活简朴，且主张新人的任用。
晏殊入朝为官时很穷，大臣们在闲暇时都出去游山玩水，可是晏殊在家里学习看书，所以养成了节俭，爱学习的习惯。而在举荐新人方面，晏殊也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
可见，晏殊的习惯和主张，与新政中“提倡节俭”“重视教育”的内容不谋而合。晏殊支持新政也成为理所当然了。
晏殊虽然在宋仁宗时期已经是一个老臣了，但他并不守旧，且愿意接受新生事物，适应变化。所以，他不像其他老臣那样古板，也很赞成年轻一派的官员建议，实行新政。
他也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支持新政的老臣。
朝堂上大致有三股力量，第一当然是天子，官家。第二是以韩琦、富弼为代表的新锐改革派，另有蔡襄、苏舜钦等，而他们又以范仲淹为精神领袖。第三是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有吕夷简主掌中书多年，有王随陈尧佐章德象张士逊这样渐渐无法跟上国朝最新形势的老迈臣子，也有夏竦这样的干臣。
太后故去之后的朝廷之争，起源于范仲淹和吕夷简在废郭皇后期间结下的仇怨，范仲淹被贬回朝之后，继续竭力弹劾吕夷简，遂有吕范之争。
晏殊的身份很特殊，他既和新锐改革派亲善，是富弼的岳丈，范仲淹的座师和多年好友，又在太后执政时期和吕夷简共事多年，又是官家极为亲厚的帝师。
在这复杂的局面下，晏殊从不轻易表态，部分是因为他性格内敛谨慎，不愿与人起冲突，也更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朝臣想要从他的表态中揣摩官家的态度——而他确实也屡次在需要弥合矛盾的时候，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地转达天子的愿望，转达彼此之间的善意。
旧臣、新臣，理想、现实，谏议、宰执，革新、保守，都在他的调和之中。
“君子和而不同，俱为国事。”
范仲淹的主张得到了新锐改革派臣子的一致拥护，他们都非常敬佩范仲淹的一片赤诚一片公心，不满于吕夷简把持朝政。官家也欣赏范仲淹为人和诗文，但是朝政上不得不依赖吕夷简。
最终，改革还是因阻力太大而失败，改革派纷纷被贬。一向旷达洒脱的晏殊，为此伤感地写下：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
庆历四年（1044年），晏殊要把欧阳修贬到河北任转运使时，谏官们提出反对意见，并上《乞留欧阳修扎子》，说“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但晏殊不为所动，坚持要贬谪欧阳修。
晏殊这是吸取了庆历新政中被认定为为朋党的教训，为了避嫌，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其实，也是保护欧阳修。毕竟，远离斗争中心才是暂时安全的。
谏官们却不管这些，孙甫、蔡襄以“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为由而联名弹劾晏殊。
这下，又勾起了宋仁宗那根极为敏感的神经，他准备给晏殊加重罪。
晏殊的门生、“红杏尚书”宋祁当时为翰林学士，他在宋仁宗面前据理力争，要求不以“欺君之罪”处罚，而以“广营产以殖货，多役兵而规利”的理由来治罪，这样，即避开了宋仁宗的心病，只以贪污受贿来处理，又使晏殊罪名较轻。
虽说轻，晏殊也就此被罢免了宰相之职，以工部尚书的身份知颍州（今安徽阜阳）。
晏殊到来之前，颍州是个偏陋“小郡”。但是，这位“宰相太守”的到来，给这个“小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晏殊接手续建前任遗留工程——颍州西湖书院。西湖书院自前任太守蔡齐开建，到晏殊时，仍未竣工，晏殊接着建设，直到晏殊离开颍州，西湖书院的建设工程仍未了结。再接着干的是欧阳修，前后大约三十年，终于将这个占地约两百亩的书院建成，有大成殿、讲学堂、藏书馆等设施，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书院，为颍州子弟读书受教提供了便利条件。
接着，晏殊在颍州西湖北渚，修建了一座三层的“出祖”楼阁。何谓“出祖”？古人外出时，为了确保出行安全，要祭拜各路路神。后来，很多官员出行，也都祭拜路神。出行祭拜的行为，为“出祖”；祭拜的场所，如果是个亭子，那就叫“出祖亭”；如果是个庙宇，那就叫“出祖庙”。晏殊建的这个三层阁楼，当时叫“清涟阁”。淡化求仙拜神的色彩，文雅一些。
在清涟阁西侧，晏殊还发动颍州百姓修了一条泄水沟渠，时人称“西溪”，让西湖的水涨则外泄，枯则吸蓄，不致天雨则涝，不雨则旱，使颍州百姓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