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上高宗封事
作者：【宋】胡铨
绍兴八年[1]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2]臣胡铨，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案：王伦[3]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4]，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5]为名，是欲臣妾我也[6]，是欲刘豫我也[7]。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8]。商鉴不远[9]，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10]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乎？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11]；朝廷宰执，尽为陪臣[12]；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者哉？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13]。”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而卒无一验，是虏之情伪[14]，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15]。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16]，危如累卵，当时尚不肯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17]，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18]，败之于淮上[19]，败之于涡口[20]，败之于淮阴[21]，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万万矣。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22]，下穹庐之拜[23]，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24]，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25]。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从臣佥议可否[26]，是明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从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7]。”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为衣冠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归左衽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
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28]。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29]，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臣徒取容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30]，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31]，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32]，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俟斧钺，不胜陨越之至[33]！
注释：
[1]绍兴八年：绍兴，宋高宗年号。八年为公元1138年。[2]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右通直郎是从六品阶官，仅以表示资历及官俸待遇等级。枢密院编修官是其实际职务。[3]王伦：字正道，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宋史》本传载他“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宋高宗时，屡次使金请和，后为金人缢杀。[4]骤得美官：《宋史·王伦传》载，绍兴七年春，徽宗及宁德后（徽宗郑皇后）讣至，四月以王伦为徽猷阁待制假直学士充迎奉梓宫（帝、后棺柩）使。八年秋，又遣王伦以端明殿学士再使金国。[5]诏谕江南：《宋史·王伦传》载，绍兴八年十月，金主“遣签书宣徽院事萧哲、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偕伦来。朝论以金使肆嫚，抗论甚喧，多归罪伦”。金国派遣使者到南宋议事，竟称“江南诏谕使”，把宋朝皇帝当做臣下看待。[6]臣妾我：使我为臣妾，意为降服。[7]刘豫我：使我为刘豫。此句中“刘豫”与上句“臣妾”，皆名词作动词用。[8]“刘豫臣事丑虏”六句：《宋史·叛臣·刘豫传》：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今属河北）人，建炎二年（1128）知济南府。金人攻济南，豫杀其将关胜降金。三年三月，兀术闻高宗渡江，乃徙豫知东平府，充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界旧（黄）河以南，俾豫统之。四年七月，金人遣人册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都大名府。九月，豫即伪位，奉金正朔，称天会八年。后尚书省奏豫治国无状，当废，七年十一月，废豫为蜀王。擒豫子刘麟，又囚豫于汴京金明池。后又徙其父子于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本契丹之上京）。[9]商鉴不远：《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言殷当以夏为鉴，意在周当以殷为鉴。此处引用，是说宋主当以刘豫为鉴戒。宋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商”。[10]犬戎：殷、周时居于我国西部的古戎族的一支，为殷、周的劲敌。此借指金人。[11]左衽：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人的右掩，故以左衽代指受异族统治。[12]宰执：宰相和执政官。宋之宰相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等名称；执政官包括参知政事（副宰相）、尚书左右丞、枢密使、副使。陪臣：古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即臣之臣。此两句意谓，若宋帝对金称臣，则朝廷大臣皆为陪臣。[13]“伦之议乃曰”六句：《宋史·王伦传》：绍兴七年冬，“伦入对言：金人许还梓宫及太后，又许归河南地。……九年春，赐伦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宋史·张焘传》：“时金使至境，诏欲屈己就和，令侍从台谏条上。焘言：‘金使之来，欲议和好，将归我梓宫，归我渊圣，归我母后，归我宗社，归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庙堂以为信然，而群臣国人，未敢以为信然也。’”梓宫，此指宋徽宗棺木。徽宗被金人掳去后，于绍兴五年四月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太后，指徽宗韦贤妃，高宗生母，随徽宗北迁，高宗即位，遥尊为宣和皇后。绍兴七年，又遥尊为皇太后。十二年，自金归国，八月至临安，入居慈宁宫。渊圣，即宋钦宗。高宗即位，遥尊为孝慈渊圣皇帝。中原，指河南州郡。《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宋绍兴八年，1138）八月：“己卯（廿六日），以河南地与宋。”[14]情伪：真情和假象。[15]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贾谊《陈政事疏》：“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太息，叹气。[16]间关海道：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楼船至定海县。四年正月初一，船碇泊海中；初三至台州章安镇，廿一日泊温州港口，二月十七日入温州。待金兵退，始展转还绍兴。见《宋史·高宗纪》。间关，形容道路艰险。[17]陆梁：跳走的样子，引申为嚣张。[18]败之于襄阳：《宋史·岳飞传》：绍兴四年，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五月，复郢州（今湖北钟祥），伪齐守将京超投崖死。遣张宪、徐庆复随州（今属湖北）；飞趋襄阳（今湖北襄阳），李成迎战大败，夜遁，复襄阳，及邓州（今河南邓州）、唐州（今河南南阳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襄汉悉平。[19]败之于淮上：《宋史·韩世忠传》载，绍兴四年，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自镇江至大仪（镇名，在扬州市西北，近安徽天长县境），设伏兵，大破敌军，擒金将挞孛也等二百余人，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者甚众。[20]败之于涡口：《宋史·叛臣·刘豫传》：绍兴六年九月，刘豫“籍民兵三十万，分三道入寇。（刘）麟总十路兵由寿春犯庐州，（刘）猊率东路兵取紫荆山，出涡口以犯定远，西兵趋光州寇六安，孔彦舟统之。……猊众数万过定远，欲趋宣化犯建康，杨沂中遇猊兵于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闻，亦拔寨走”。藕塘，镇名，在安徽定远县东南。涡口，涡水入淮之口，在安徽怀远县东北。[21]败之于淮阴：《宋史·韩世忠传》：绍兴六年，“授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刘豫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时张浚以右相视师，命世忠自承（承州，今江苏高邮）、楚图淮阳（淮阳军，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呼延通与金将牙合孛堇搏战，扼其吭而擒之，乘锐掩击，金人败去”。楚州，治所在山阳（今江苏淮安），淮阴县亦其所属；历史上曾治淮阴，并改名为淮阴郡。[22]万乘（shèng剩）：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后因称皇帝为万乘。[23]穹庐：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其形穹窿，故曰穹庐。此以指金国。[24]鲁仲连义不帝秦：据《战国策·赵策三》及《史记·鲁仲连列传》载：秦围赵都邯郸，魏王派使者新垣衍劝赵尊秦王为帝，可解围。齐人鲁仲连适游赵，往见新垣衍，说秦称帝之害。新垣衍被说服，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退军五十里。[25]石晋：五代时石敬瑭借契丹兵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于汴州（今河南开封），国号晋。对契丹主自称“儿皇帝”。[26]令台谏从臣佥议可否：《宋史·高宗纪》：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丑，“诏：‘金国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从台谏详思条奏。’从官张焘、晏敦复、魏矼、曾开、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实皆言不可。”台指御史；谏指谏议官；从臣指侍从官，在皇帝周围以备顾问的文学近臣。洪迈《容斋续笔》卷一：“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令文所载也。”[27]“微管仲”二句：见《论语·宪问》。微，没有。被，同“披”。[28]“孙近”二句：《宋史·高宗纪》：绍兴八年十一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孙近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孙近字叔诸，无锡（今属江苏）人。[29]伴食中书：《旧唐书·卢怀慎传》：“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宰相议事处称政事堂，北宋设于中书内省，简称中书。元丰改革官制后，以尚书省的都堂为政事堂。孙近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在政事堂办公，而事事附和秦桧，自己毫无主见，故称他“伴食中书”。[30]区区之心：清黄生《义府》：“李陵《答苏武书》：‘区区之心，窃慕此耳。’区区，少意。盖指此心而言，犹云方寸耳。”[31]竿之藁街：谓将人头悬挂于高竿示众。藁街，在长安城内，汉时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者居住之所。《汉书·陈汤传》：“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32]有赴东海而死耳：用鲁仲连的话。《战国策·赵策三》：“鲁连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33]不胜陨越之至：此为奏疏的套语。陨越，本是跌倒、颠坠之意，引申为惶恐。此谓犯上而表示死罪之意。
赏析：
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赵构对女真族的侵扰，始终采取妥协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文官武将在人民群众抗金热潮鼓舞下，反对求和，进而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赵构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态，以主战派李纲为相，但时间不长。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用秦桧为相，次年八月迫于舆论压力，把秦桧罢相，绍兴八年三月复又起用秦桧，自是专主和议。秦桧遣王伦再使金国奔走谋和。王伦回朝时，金国遣官为“江南诏谕使”到南宋议事，将南宋视为其附属国，激起了文臣武将的纷纷反对。主战派代表人物张浚、韩世忠、岳飞等立场非常鲜明。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议和，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怒不可遏，认为必须立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狠狠打击投降派，才能振奋民心士气，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个奏本。戊午即绍兴八年。封事，密封的奏疏。一般的奏疏不封缄，如果是密奏，就封在用黑色丝织品做的皂囊里边，这就叫封事。胡铨的这个奏本被宜兴进士吴师古刻版传播，朝野争阅。金人以千金募其书，三日得之，读之色变，惊呼“南宋有人”。可是赵构一意议和，秦桧大权在握，对胡铨等人的意见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加以贬斥。胡铨先被削职为民，流配昭州（今广西平乐），后迫于公论而被起用，但时间不长，在1142年又被流配新州（今广东新兴）。张元干着名的《金缕曲·送胡邦衡赴新州》就是为此而作。胡铨上书的次年，秦桧代表赵构接受了金国议和条件。此后尽管岳飞等爱国将领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金兵节节败退，但赵构一心屈膝，结果岳飞惨死风波亭。绍兴十一年宋金正式签订了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赵构如良知尚存，当从谏如流，可惜他病入膏肓，已听不进逆耳忠言，将好端端的国家前途给断送了。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着。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不能不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又一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馀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