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记
作者：【宋】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1]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2]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3]，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4]。西望穆陵[5]，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6]，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7]。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 [8]。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释：
[1]游：游心，涉想。[2]安丘、高密：皆密州属县。[3]马耳、常山：皆山名。马耳在山东诸城县南五里，常山在诸城县南二十里。[4]卢山：在诸城县南三十里，因卢敖而得名。苏轼《卢山五咏·卢敖洞》自注：“《图经》云：‘敖，秦博士，避难此山，遂得道。’”[5]穆陵：关名，故址在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岘山上。[6]师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谓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封于吕，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索隐》云：“姓姜名牙，后文王得之渭滨，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盖牙是字，尚是其名，后武王号为师尚父也。”武王克商后，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为开国之君。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五霸之一。《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楚成王遣使者至齐军中质问：两国一北一南，风马牛不相及，何故竟兵临我楚地？管仲回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所践履之界，指得行征伐之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谓此“穆陵”疑即今湖北麻城县北一百里与河南光山县、新县接界之穆陵关，春秋时属楚，故管仲说齐先君太公实受命得专征伐，有权至楚国之境；或以今山东临朐县南一百里大岘山之穆陵关当之，恐不合《传》意云云。今按苏轼登超然台所望之穆陵关自在山东，而文章连及于“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当是因《左传》“南至于穆陵”的同名楚地而触发遐想。[7]潍水：《水经·潍水》“又北过高密县西”郦道元注：“昔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而阵于此，信夜令为万馀囊，盛沙以遏潍水，引军击且，伪退，且追北，信决水，水大至，且军半不得渡，遂斩龙且于是水。”不终：指韩信先以功封王，后贬淮阴侯，终被吕后所杀。[8]“余弟”三句：苏轼弟辙（字子由）于熙宁六年至九年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掌书记。有《超然台赋》，《序》云：“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
赏析：
超然台在宋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北城上。作者在新旧党争中自请外调，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至七年移知密州。又明年（1075），修葺超然台。文章即写于此时。虽属景物记，然超然台上说超然，又不啻是作者自写胸襟之作。文章大旨乃是反映作者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但在某些句子的夹缝中，隐约能体味到蕴蓄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丝苦闷，尽管它是被掩盖在一片超然之乐的下面。
文章起笔峥嵘，以“凡物”两字领起，陡然发挥了一通“凡物皆有可观”因而“皆有可乐”的议论。作者认为，不必定是奇异瑰丽的东西才能使人快乐，即便是食酒糟、饮薄酒也可以醉，吃瓜果菜蔬也可以饱。由此，他推论出“吾安往而不乐”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思想认识。虽无一字涉及到台上，然而这段议论却正是点出了台名“超然”的题旨，起到了正面阐发超然则乐的道理的作用；并且“乐”字为全文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便从“乐”字拓开，说明不超然则哀的道理。作者先从议论祸福与悲喜的关系入手，认为人们之所以要求福而避祸，是因为“福可喜而祸可悲”。然而却又有求福反而祸至的情况，这显然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作者指出，“求祸而辞福”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其客观原因便是人的欲望无穷，而能满足人欲望的物质又有限，于是有些人为了满足其奢望，便总是在心里、眼前权衡、抉择，以至“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经常陷入烦恼之中。然后，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观原因，则是“物有以盖之矣”——外物蒙蔽住了他们的视野，亦即他们不能超然于物外（“游于物之外”），而被束缚在物质享受之中（“游于物之内”）。物本无大小贵贱之分，但人一旦被束缚在其中，便眼界狭小，如在缝隙中观战，不能洞察胜负的关键在何处了，于是自然就“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
上文一正一反互相补充，从理论上阐述了超然则乐、不超然则哀的论点，为下文超然情事叙述的展开作了铺垫，因此下面一段便顺势入事，转入记叙他的生活遭遇及其旷达情怀了。首先以对比手法，叙写作者离开了交通方便、居处华丽、山水优美的杭州，来到交通不便、居处简陋、而又无山水游乐的密州。继之描写密州的穷僻与自己的窘况。其穷僻则是天灾频仍，连年歉收，以至盗贼遍野，诉讼案件很多；其窘况则是，堂堂太守，竟至厨房空荡无物，唯靠枸杞、菊花之类野菜填饱肚子。这里自身窘况的描写，当不是作者夸大其词，他在《〈后杞菊赋〉序》中说：“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赋中又说：“吾方以杞为根，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正是此种生活的实录。正由于杭、密之条件差异悬殊，因此人们都怀疑他定会闷闷不乐，殊不料，作者住了一年，却因之而面容丰满，连白发也一天天返黑了。这又是反常之事了，此中必有秘诀。果有秘诀，且作者早已在开首言明了：超然则乐。乐则心宽体胖，表明了作者的确具有乐观旷达的胸怀，所以才不以境况之苦而自扰，反而爱上了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并且做出了不少于民有益的善政，如他所谦言“吏民亦安予之拙”。凡此种种，作为封建官吏，正是多数人难能做到的，由此更可见出他精神的可贵、可嘉。作者的可爱之处还在于，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每到一地总是兴致盎然地登山临水，探奇访胜。故此接着便描写他在政事之暇，修葺旧台，与朋友登临观览尽兴快乐的情事。不过，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作者并不是无是无非、一味盲目乐观的，政治上的失意，不能不在他心上留下阴影，他自有其痛楚，因之不能过分相信他的随缘旷放。当他从台上四面眺望时，他不能自已地流露出了这种感情，只要细加咀嚼，就不难体味出来。他南望马耳山、常山，东望卢山，想象那里住有逃世的隐士；西望穆陵关，仰慕姜太公、齐桓公的显赫勋业；北瞰潍河，慨叹淮阴侯韩信当年建立大功而不得善终。这里，台周之景固属巧合，但他凭吊古人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却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作者“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而不容于朝，被迫外任，因之时怀危惧，透露出仰慕隐士、欲全身远害的思想。然而，这段情绪仅如此一闪而过，下面转以轻松的笔触描写台的高大、安稳、深广、明亮，又叙写他“乐哉游乎”的逍遥自在。文章至此总归之一“乐”，可知作者尽管有隐痛，但善于自我解脱，能够保持喜乐如常的生活态度，从而使“乐”始终成为他生活中的主题歌。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令人回味无穷。
同《凌虚台记》一样，作者按主题展开的需要，间错并用了议论、叙事及描写的手法，然两文彼此绝不雷同，稍加对照即可看出。全文由理入事，由事及景，再以理收煞，逐层推进，宕出兜回，其意都朝着中心凝聚的向心力——“超然”两字上：前面两段议论自正至反阐发“超然”之意，第三段叙事忽及四方形胜，忽入四时佳景，也总归在“超然”之中，即或则抒写其超然而乐的情怀，或则描写其超然而乐的情事。至此，“超然”之意只是隐伏在字里行间，始终不曾明言。末段点题，方呼应全文，而结句之中又见“超然”之意，照应开头，关合全文，堪谓极尽布局密合、收纵自如之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