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田记
作者：【宋】钱公辅
范文正公，苏人也[1]。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2]；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馀而无穷。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莫给。此其大较也。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3]，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4]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5]敝车羸马，桓子[6]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馀人。如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侯[7]以晏子之觞而觞[8]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9]。”晏子为近之。今观文正公之义田，贤于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10]，享万钟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11]，廪稍[12]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壶瓢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世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其世云。
注释：
[1]范文正公：即范仲淹，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字希文，谥文正。[2]一缣：一匹细绢。[3]“既而为西帅”二句：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任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史，次年任参知政事。[4]后世子孙：指范仲淹之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等。[5]晏平仲：即晏婴（？—前500），春秋时齐国大夫，继其父晏弱为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6]桓子：即田（陈）无宇，田（陈）文子之子，春秋时齐国大夫。[7]齐侯：指齐景公（？—前490），名杵臼，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8]觞：盛酒器。此处下一“觞”字用作动词，谓罚酒。本段此句以上，事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9]“亲亲而仁民”二句：语见《孟子·尽心上》。[10]都：居。三公：说法不一。或指太师、太傅、太保，或指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此泛指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官员。[11]卿、大夫、士：在奴隶制时代的诸侯国中，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后来成为对一般任官职者之称。[12]廪稍（shào哨）：官府供给的粮食。
赏析：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身居高位后，仍然过着“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宋史》本传）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却以“禄赐之入”，置义田千亩“养济群族”，又一次实践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本文详细记叙了范仲淹设置义田的事迹，在引古叹今的对比中，高度赞扬了范仲淹“施贫活族”的仁义之行。
文章通过不同角度的对比，突出了范仲淹设置义田“好施与”的美德懿行。首先是范仲淹对人、对己的对比。范仲淹自己“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但他为族人设置义田，其仁爱之心，却无微不至。首段“日有食”五句总写义田的作用和管理方式，以下即分写对族人日食岁衣，嫁女娶妇，再嫁再娶，葬者、葬幼者，家居、居官者的具体养济之法。作者写这些繁琐的事情，简洁利落，有条不紊，如剥笋抽茧，次序井然，无形中正体现出范仲淹设置义田，是何等悉心尽力，慎重其事。其次是拿古人作对比。文章第三段写春秋时齐国宰相晏婴“彰君之赐”的故事，赞扬“晏子好仁”。但作者的用意不在此，而在于由此指出范仲淹设置义田，“贤于平仲（晏婴）”“彰君之赐”。因为义田不仅规模大，而且是从长远考虑的。他设置义田千亩，并延及后世子孙的“规模远举”，是晏婴无法相比的。第三是拿当世之人作对比。文章第四段痛斥当代公卿士大夫“享万钟禄”，“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与范仲淹以“禄赐之入”，设置义田“养济群族”，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沉湎于邸第车舆、声色妻孥的享乐，与范仲淹“贫终其身”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的族人却“操壶瓢为沟中瘠”，又与范仲淹的族人“嫁娶凶葬皆有赡”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说这些人都是“公之罪人”。作者如此痛骂世人之不义，正是为了赞扬范仲淹的仁义之行。文章末段称颂范仲淹“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而偏偏只取他设置义田一事来写，“独高其义”，也是把范仲淹平生的大功大业，与设置义田这件小事作对照，从而更加突出了这件事的意义。可见全文无处不在对比，无处不在借客形主。正是通过对比，范仲淹设置义田的美德懿行，才显示出了它不寻常的意义。
这篇文章的结构安排颇具匠心。细读原文，不难发现，从第二段开始，每一段都是前文的补充，而又使读者意想不到。首段记义田，周详无遗。文章到此，已完成了为义田作记的任务。次段推远说去，追叙范仲淹早有此志，补充说明设置义田之因，为首段生了根。接着写范仲淹死后，子孙们能够“承其志”，把义田办下去——仁义之行得到发扬光大。至此，作为设置义田一事，从头到尾，已经十分完整，可以收笔了。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谓范仲淹死时“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与义田中“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前后对照；紧接着“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二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文章如就此结束，既完整又不落俗套。但事实上文章到此还不过一半篇幅，下面还有三段议论。宋人作记，有好发议论的特点。本文在文意已尽的情况下大发议论，弄得不好就有画蛇添足之嫌，写好了才能为文章增色生辉。如前所述，后三段议论是成功的，它们与前两段形成鲜明对照，突出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三段议论置于文末，更给人以一种欲言不尽的气势，使文章在引古叹今的大开合中波澜起伏。尤其是最后一段，对范仲淹的忠义、事业、功名一笔带过，“他人作记，必以此于起手处张大之，今只于结尾略带”（《古文观止》卷九），诚为不同凡响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