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渐不克终疏
作者：【唐】魏征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1]，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2]。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馀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3]，晋武焚雉头之裘[4]。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已来，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已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已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5]，或过三驱之礼[6]。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已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7]；正兵之辈，上番[8]多别驱使。和市[9]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逾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10]。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兖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注释：
[1]受图定鼎：指即帝位。[2]贻厥孙谋：遗留给子孙。语出《诗·大雅·文王有声》。[3]“汉文”句：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帝还马，并给他路费。[4]“晋武”句：晋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5]十旬之逸：夏代太康盘游无度，曾畋猎十旬不返。[6]三驱之礼：《易·比·九五》：“王用三驱。”孔疏：“三驱之礼，先儒皆云三度驱禽而射之也，三度则已。”[7]和雇：官府出钱雇用劳力。[8]上番：轮替值勤。[9]和市：官府向百姓议价购买货物。[10]“凶丑”二句：指贞观十三年（639）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犯行宫之事。
赏析：
本篇是作者于贞观十三年（659）上唐太宗的奏疏。
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经过贞观初的励精图治、去奢从俭，经济、政治、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国家繁荣昌盛，他的帝王事业接近巅峰，而骄侈之心也逐渐滋长。在这关键时刻，魏徵这位经历过隋末农民大起义风暴，亲眼看到以节俭着称的隋文帝苦心经营的帝业和富庶的隋朝，如何在骄侈淫佚的炀帝统治下迅速覆灭的“良臣”，写了这篇着名的奏疏，对太宗在“成治”以后滋长起来的“奢纵”趋向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和深切的忧虑。《贞观政要》卷十载：“贞观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疏奏，太宗谓徵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徵黄金十斤，厩马二匹。”从唐太宗的恳切态度与行动中，可以看出这篇奏疏对他的强烈震动。作为一篇批评帝王的文章，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政治效果，主要在于批评的切直和表述的准确、得体。
开头两小段，是全文的纲领和引子。先提出帝王长治久安之道，在于崇俭贵贤，然后指出“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的普遍现象及其原因。“居万乘之尊”六句，紧扣帝王唯我独尊的特殊身份地位立论，将封建统治者不能慎终如始的原因分析得非常透辟，这也正是唐太宗这种既属英主，又有常人嗜欲的皇帝不免滋长骄侈心的根本原因。这一小段可以说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了帝王慎终如始的困难与极端重要性。第二小段在充分肯定了太宗即位前后的辉煌业绩以后，便转笔揭出题旨，指出其近年来“敦朴之理，渐不克终”的现象。
三至十二段，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用鲜明的对比，将“贞观之初”与“顷年已来”太宗的政治举措及生活俭奢情况加以论列，揭示了十个不能善始善终的方面：一、搜求珍奇，清静寡欲之心渐不克终；二、轻用民力，爱民卑俭之心渐不克终；三、纵欲拒谏，损己利物之心渐不克终；四、疏贤昵佞，慎习与善之心渐不克终；五、好尚奢靡，敦重淳朴之心渐不克终；六、疑弃贤人，求贤若渴之心渐不克终；七、盘游畋猎，清静无欲之心渐不克终；八、对下骄慢，敬礼臣下之心渐不克终；九、骄傲自满，谦虚谨慎之心渐不克终；十、劳弊百姓，忧勤矜育之心渐不克终。这“十不克终”，概而言之，无非是“骄侈劳民，远贤拒谏”八个字。这正是像李世民这样的英主在事业上获得卓越成就后，因帝王的特殊身份而极易滋长的毛病，也是对唐王朝长治久安的极大威胁。作者条分缕析，不惮其烦地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加以申述，正是要给滋长了这种危险的毛病而不自觉的唐太宗以反复切直的警诫，使其闻而警醒惕惧。可以说，这十条完全切中唐太宗政治上向反面演变的要害。作者在列举“十不克终”时，并不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把这些表现和国家治乱的普遍规律，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造成的严重后果联系起来论述，强调“民为邦本”的道理，和“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这一“前王所以致福”的经验，指出上述现象如何导致了“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和百姓“疲于徭役”“劳弊尤甚”等严重后果。这样的分析，才能使对方“见诫而惧”，闻过而改，达到批评的目的。
最后一段，希望太宗采纳他的谏言。
作者的批评，既直率尖锐，又极有分寸，切合对象实际。文中对太宗的许多批评，不但直言不讳，毫不假借，而且往往直揭其言与心、言与行的矛盾，深入其内心隐秘。如批评其“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甚至把太宗为自己轻用民力而辩护的歪理（“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也和盘托出，直截了当地加以指斥，锋芒尖锐，鞭辟入里，足使太宗感到脸红。但这些批评本身又正说明太宗的骄侈与轻用民力，不同于炀帝的骄侈与滥用民力，这是在一种知与行、理智与欲望的矛盾下产生的骄侈行为，带有某种不自觉的特点，而不是昏主暴君不顾一切后果的一意孤行。又如“渐不克终四”对李世民对待君子与小人态度的批评，一开始只指出他“轻亵小人，礼重君子”。这一轻一重，似乎并不错。但从内心深处说，这时的太宗并不喜欢君子，也不厌恶小人。因此对前者是“狎而近之”，对后者却是“敬而远之”。这就必然导出“不见其非”“莫知其是”的结果。通过严密的推理与层层深入的分析，将这一轻一重提到“非致理（治）之道”“兴邦之义”的高度，批评不可谓不切直尖锐，但“轻亵小人，礼重君子”这种现象本身又说明太宗在理智上完全明白孰轻孰重，表面行动上也能做到。这就与昏暴之主本性跟小人一致者有明显区别，因此这种批评又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可见，真正有效的批评，乃是实事求是的批评。人们往往只注意魏徵“直谏”的一面，而忽略了其谏诤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当然，这跟太宗本身的诸多主观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这篇奏疏，虽大量运用骈偶句法，但又时参散句。偶句本身也脱去六朝骈文专门在辞藻、典故、声律上下功夫的旧习，用平易朴素、明白晓畅的语言说理，真正做到辞达而理洽，具有一种朴质明畅的美感。诚如近人高步瀛所评：“词旨剀切，气势雄骏，与六朝骈文俪黄妃白者迥然殊途。陆宣公献纳之文即出于此，后来欧、苏奏议皆用其体，应用之文以此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