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麟解
作者：【唐】韩愈
麟[1]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2]，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3]，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
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
注释：
[1]麟：即麒麟。《尔雅·释兽》作麐，说它是“麕身、牛尾、一角”。有人认为古之麒麟，即今非洲之长颈鹿。[2]《诗》：《诗经·周南》有《麟之趾》。[3]传记百家之书：如东汉王充《论衡·讲瑞篇》、班固《白虎通·封禅篇》，东晋葛洪《抱朴子·自叙》等皆叙及麟。
赏析：
相传在唐宪宗元和七年（812），麟曾现于东川，因而有人疑此文是韩愈由此触发而写的。但据唐李翱《李文公全集》卷七《与陆傪书》，李极推崇韩文，尝书此以赠陆傪。陆傪在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就去世了，则此说可不攻自破。
根据《春秋》所载，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公羊传》说孔子于此有“吾道穷矣”之叹。《左氏传》载，获麟者是叔孙氏的御车人子鉏商（用服虔说），“以为不祥，以赐虞人”。孔子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杜预注以为麟是仁兽，“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因《鲁史》修《春秋》，至此而绝笔。韩愈当是读了这些记载后有所激发而写成这篇杂感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平之鸣，用来表现自己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感情。但形象大于思想，就这个意义来说，本文反映了杰出人才非但得不到赏识器重，反而遭到歧视和打击的“不祥”的社会悲剧。
自李翱开始，后人多选录此文，把它看成韩愈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好些文评家，如宋黄震（见《黄氏日钞》卷六十）、明唐顺之（见《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清林云铭（见《韩文起》卷七）、章懋勋（见《古文析观解》卷五），都认为此文是以“祥”与“不祥”作眼目的，独有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卷二中却强调：“不是用‘祥’与‘不祥’两字转换，是以‘知’、‘不知’两字转换。”
究竟是谁说得确切一些呢？
若是一篇正论，自然以“知”与“不知”作眼目来看待比较明确透彻；若是一篇杂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此为解，则“求深而反浅”，未免无视于文章的艺术性了。就行文的语气来看，可知此文是地地道道的杂感。是杂感就当按杂感的体例和法则来认识。因此，若认“知”与“不知”作眼目就未免把文章看得过于平直显露了；若抓住“祥”与“不祥”二词，则能在含蓄与委婉之中看到悲愤，也就是说，更能感受到文章的艺术力量。
文章的开头：“麟之为灵昭昭也”。先作肯定，其中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隐隐表明，麟的存在，是无容置疑的。二是麟是有灵的。所谓灵，即就其为“祥”的征兆而言，同时也为下文“以德不以形”埋下了伏笔。三是说麟不但有灵，而且其灵还是“昭昭”的。“昭昭”二字，暗逗下文“知”字。以下的几句，取证于历代典籍的记载，得出“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的结论。这仿佛在喻说，凡是罕见的、不世出的人才，任何人在理论上都是知道他能对社会和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
照理，这一点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第二、三段却来了一个转换。韩愈先作一个翻案文章：尽管古书上都说麟有其形，是“麕身、牛尾、一角”的（见《尔雅·释兽》、《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文》等），他偏说“为形也不类”，因为，根据记载，遇到麟的人们都不能凭外表把它辨认出来，而其他各种动物都可以根据其固有特征来加以识别，可见其形是“不可知”的；既不可知，则要说它是个“不祥”之物亦可。
第四段，却又翻转过来从正面来说，麟之所以为祥瑞之征是在于它出现时必有圣人在位，圣人能知麟，这样，麟就决不能说是“不祥”之物了。
但随即第五段又翻折过来：先用“以德不以形”一句，对前面“知”与“不知”的说法作了总结，然后说，麟不待圣人而出，出非其时，以致世无知者，那么说它是个“不祥”之物亦可。用语看来平淡冷漠，但其中却包含着无量的酸辛与悲痛。
麟的不幸，比起伯乐所相的千里马，安徒生所写的丑小鸭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千里马亦是马之类，而能出类拔萃，有伯乐知之；即世无伯乐，不过把它与凡马等量齐观而已，决不会看成是“不祥”之物的。丑小鸭之遭到奚落，不过是偶然自小失群失所而已，一旦成长起来，就可摆脱它原来的恶劣环境，找到同类，一飞冲天了。但是，“不恒有于天下”的麟，就无人知之了。孔子虽能知麟，但孔子有圣人之德而无圣人之位，知也无用，连孔子自己也因而有“绝笔”之伤。这样就更把这个不幸的根源，从知麟之人进一步推到出麟之时上来，则其含意就更为深广了。由此可证此文的关键，决不在“知”与“不知”上，而实在“祥”与“不祥”上。“祥”是正说，“不祥”是反说；但以反说为主，正说为宾。
这篇文字历来获得很多人的赞叹，只有近代陈衍把它一笔抹煞。陈衍认为“角者吾知其为牛”一段，摹《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此直是点金成铁”。并且说：“羊鹿亦有角，何以必牛？豕亦有鬣，何以必马？更说开去，全篇毫无深意。”以为“此等文虽不作可也”（《石遗室论文》卷四）。似乎专从小处着眼，迹近吹毛求疵。其实这段话句法的变化，却也能令人耳目一新。文艺性的表达手段若用科学的精密方法来苛求，那是会大煞风景的。陈说实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