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毁
作者：【唐】韩愈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1]。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2]！”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3]。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己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己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4]，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5]，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6]；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7]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8]，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注释：
[1]“其责己也”二句：语本《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2]“求其所以为舜者”六句：《孟子·离娄下》：“舜人也，我亦人也。”又《滕文公上》：“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韩文即从《孟子》化出。意思是以舜为榜样来要求自己。[3]详、廉：详，详尽，与“周”相近；廉，少，意谓要求不高，与“约”相近。[4]不以众人待其身：不拿对一般人的要求标准来要求自己。意谓比这还要低。[5]修：进修，求进步。[6]与：同党、朋友。[7]说：同“悦”，下同。[8]将有作于上者：身居上位而将有所作为的人。
赏析：
所谓“原毁”，即推原毁谤之由来。韩愈所生活的中唐时代，在封建士大夫中滋生一种嫉贤妒能的恶劣风气，于人求全责备，于己则务求宽容，即所谓“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为正视听，引起当权者注意，并采取措施纠正这股歪风邪气，韩愈奋笔写下这篇《原毁》。
文章从待人、对己两个方面，通过古、今“君子”的对比，指出他们的不同表现和态度，进而得出“怠”与“忌”乃是毁谤根源的结论。
第一段先说“古之君子”。“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也是本段的中心论点。责己、待人是论题并列的两个方面，论证也从此入手。首论责己重以周。文章以一向被古人尊为圣君或圣贤的舜和周公为例，这就增强了说服力和可信性，因为取的是楷模，是无可非议的典范。但两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前者取其“仁义”，后者取其“多才与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德才并举。古之君子去掉自身那些不如他们的缺点，努力符合他们所代表的道德行为规范，这正是责己重以周的表现。次谈待人轻以约。于人“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这是对他人缺点的态度；而对他人的优点却唯恐其做了好事而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本来，做一件好事不难，具一技之长亦是易事，可是对他人来说，能做到这些亦足称善了，这正是待人轻以约的表现。以上是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但对本文来说却非正题，而是陪衬，是客体，因为要探求谤毁之源的对象是“今之君子”的态度，那才是正题和主体。所以第二段马上转到对“今之君子”的表现的剖析上来。
紧承上文，一个“则不然”即昭然揭示了“今之君子”的态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时用的是“责己”“待人”；而现在谈“今之君子”却作了一个颠倒，变成“责人”“待己”。虽是一字之差，表现却恰好相反，同时也给论证提供了便利：只需点明其与古之君子的态度相悖即可。例如，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等等。最后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对自己比对普通人的要求还低，而对他人却拿圣人的标准来衡量。当然，这种人连对己也谈不上自尊，更何况他人了。行文至此，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之后，突然用一评论句收束，简捷有力，而又见得跌宕有致，开合自如，诚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申足今之君子的表现，接下以“虽然”急转，探究其所以如是的本原，于是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这个不仅是本段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切中要害，一语中的。“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既论证了“怠与忌”必然产生的恶果，也给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两个“尝试语于众”则是以其亲验来揭露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党同伐异、嫉贤妒能的恶劣习气。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进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得出“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个根本结论。至此，既点明了题旨，又终结了论证，似乎可以立刻收住了，然而又补上“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以企望二句，顺手指出它的危害不可低估，也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同时也提醒“得吾说而存之”者：斯弊不除不得了。
最后一段用三句话，交待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是的期望。
韩愈的议论文一般都具有结构严谨、说理透辟、逻辑严密的特点，《原毁》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于探究毁谤之根源，从古今君子之对比入手先古后今，由正到反，最后揭示根源，间架细密，环环相扣，足见作者结构布局之匠心。《古文观止》说它“全用重周、轻约、详廉、怠忌八字立说。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毁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此，则不免露爪张牙，多作仇愤语矣”，所见颇是。
然而本文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对比和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通篇以古今君子相对比，比较他们对人对己态度的不同；而在描述古或今之君子的表现时，其对人对己的不同又构成一比；最后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试语”相对比，甚至把对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写结合起来，揭露的作用更其鲜明尖锐。两个“责于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手法的运用，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