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任昉《封使君》
作者：【南北朝】任昉
汉宣城[1]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语云：“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无德而寿则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则食人，盖耻其类而恶之。
注释：
[1]宣城：始置于东汉顺帝时，治宛陵（今安徽宣城）。
赏析：
本篇出自《述异记》。
这是一篇隐喻小说。本体、喻体都讲得很清楚，小说简短得如同一个叙述句。然而，这毕竟是一篇完整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往往以“怪”惊世：“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到此，作者只是非人格化地叙述了一个人化虎的故事，情节荒诞离奇。后世小说中，人与虎的变幻往复也不乏其例：唐传奇《申屠澄》，澄妻由贤妻美妇化虎归林；《崔韬》篇，韬妻亦化虎；《聊斋志异》中《苗生》《向杲》均有人化虎的情节。各篇作品对老虎均有不同描述，显示了不同的创作心态。本文笔锋一转：“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这不仅描述了人与虎的变幻，更指出了虎与官的同体，由此可见任昉创作之旨归，言辞犀利，痛快地鞭挞了残暴如虎的官吏。官吏之苛剥于民，正如虎之食民，其凶狠冷酷、毫无人性的狰狞面目宛然纸上。本文讽世讥俗之用意为后世再三演绎，明代杨慎《杨升庵全集》载张禺山诗曰：“昔者汉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三首一唱三叹地引典怒斥“今日使君”之食民虎性，讽政之用意，一脉相承。
2、吴均《阳羡书生》
作者：【南北朝】吴均
阳羡[1]许彦，于绥安[2]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彦大元[3]中，为兰台令史[4]，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5]作。
注释：
[1]阳羡：汉吴郡属县，即今江苏宜兴。[2]绥安：故城在宜兴西南八十里。[3]大元：即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376年—396年）。[4]兰台令史：职官名，掌管文史图籍。[5]永平三年：永平乃汉明帝年号，永平三年即公元60年。
赏析：
本篇选自《续齐谐记》。
小说出语惊人，开首即把读者引入一诡异世界：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要求寄身鹅笼。按常理看来，人鹅异类，大小比例又相去悬殊，若非“缩身之法”，断无人入鹅笼之事。但作者的描述却大大超越了常人的想象：书生不仅轻易地进入鹅笼，与鹅并坐相安，而且在入笼之后，“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传统的空间观念已被彻底打破，如此奇妙的境界显然不可能存在于人的感知世界，而只能存在于人的感知所触摸不及的超自然空间。
接下去发生的一切，更令人感到惊讶：书生从口中吐出铜盘，中有美酒佳肴，又吐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十五六岁的女子背着书生又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这男子又背着十五六岁的女子吐出一个二十许的女子……只要假以篇幅，这样的吐法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其展示的几何图像便是一连串同心圆，仿佛石子在平静的湖面上所击出的阵阵涟漪，大圈套着小圈，小圈又套着比它更小的圈。从表面看来，作者是在用怪异的笔法叙说一个爱的命题：爱与被爱常常是分离的，你是爱你之人心中的一道风景，而你爱的人又是你心中的一道风景，这两道风景时空相隔、相安无事，各有各的看客。但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则作者似在探讨生命的构成问题，又是在探讨宇宙的生成模式，即老子所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古奥深邃的道理，却被作者用如此简洁的文字游戏说出，实在令人折服。
故事的结局亦可谓曲终奏雅，书生、十五六岁女子、二十三四岁男子、二十许女子次第吞没，一切又恢复原样，使人恍如南柯一梦，但作者偏偏又留下一个铜盘“与君相忆”，且说此盘乃是汉永平三年之物，俨然实有其事，令整篇故事在一股浓浓的历史虚无气氛中袅袅而终。
汉魏六朝文学，尤其是志怪小说受佛教的影响很深，《阳羡书生》的题材即来源于佛教典籍《譬喻经》，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篇·贬误》中早已指出，“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所以才仿作了《阳羡书生》。当然，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题材，本篇故事叙说精警动人，语词隐含机锋，这样的艺术风格事实上也是脱胎于佛教文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