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释放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冈村先后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和“联络班长”等名义，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南京，除协助遣返日军、日侨外，还充当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
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审。8月中旬，被正式送进上海战犯监狱，但不久以“保外就医”名义被监视居住于上海黄渡路秘密住所。
1949年1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陡起风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当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冈村搭乘“维克斯”号美轮驶离上海黄浦港，回到日本。
战后岁月
1950年前后，一批战前日本军队的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被邀请挂名为该会的副会长。在战友会的资助下，冈村到各地巡回演讲，千方百计地扩大右翼势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党组织在战后迅速扩大的影响。
战后初期，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些原日军将佐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有该院的“顾问”头衔。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进一步抬头。冈村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进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如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4月，他此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终年仅49岁。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着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爱和仗着有一个步步高升的父亲，他一直不思上进。从冈村日记里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出，冈村并不喜欢他。但是，他的晚年毕竟需要有儿子来照顾。忠正之死，对冈村的打击很大，这一年冈村已经78岁。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启示”自卫队青年干部。接受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场去“说清历史事实”，他压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时而发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两年时间撰写完毕。
回忆录写完了，1966年9月，他的心脏突然发病，因抢救不及时而猝死，终年82岁。
轶事典故
1944年1月，张彦彬在清东军分区独立团二营五连任副班长。一天，他们连队接到团里的一个任务:到潍县北部的海边草洼地将一个日本战俘押解到清东军分区。连里将任务交给了张彦彬所在排。
关押日本战俘的地点距清东军分区有50多公里，考虑到一路都是鬼子、伪军的据点、碉堡，白天容易暴露目标，晚上行军比较安全。张彦彬他们受领任务后，当天晚上就出发了。到达目的地的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押着那个日本兵往回走。
张彦彬仔细打量被押送的日本俘虏，他年纪30岁左右，个子不高，穿着、气质和一般的日本兵大不一样。张彦彬当时心里在想:肯定是个重要人物。
排长将全排分为三组，由前至后分别探路、护送、殿后。大家连夜赶路，天还没亮就抵达了清东军分区所在地。“我们一路上都小心翼翼，行军时都猫着腰，到了后半夜，在进入一个稍微安全的小山沟后，才稍做休整。”张彦彬回忆说。
完成任务后，大家如释重负。后来他们才知道，押送的这个日本兵，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山田井马。
1944年1月7日，日军第一师团一○八联队中尉飞行员山田井马驾驶972型战斗机，由济南起飞，沿胶济铁路飞往青岛。飞机起飞后不久，由于机械故障，约上午8时许，一头扎进鲁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的一条小河里，飞行员被村里的民兵活捉。
渤海军区敌工部门经过审讯查明，这个被俘的日军飞行员叫山田井马，是日本关东军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还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
对于这样一个身份特殊的飞行员，侵华日军山东当局对他的失踪异常关注，万分焦急。事发当天，即派飞机到降落地区及潍县、昌邑北部沿海一带巡查。1月10日，日伪军800余人从潍县等地出动，在4架飞机的配合下，赶赴昌邑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搜查，寻找失事降落的飞机和飞行员，但一无所获。此后，日军又派出飞机在我广饶北部和利津东部地区上空投撒传单，声言“只要放回飞行员，愿以大批武器交换，也可另提条件，均予照办”。
就这样，我军用山田井马换来了50余名我军被俘官兵和一大批轻重武器、弹药及药品。获释的50余名官兵在后来的抗战中继续奋战在对敌斗争前线，更加英勇顽强，多次杀敌建功。“这算是那时我们和日本人做的最赚的一笔'买卖'了!”张彦彬老人大笑着对记者说。
亲属成员
妻子:理枝，冈村宁次从事谍报工作期间，在东京病逝。
大儿子:忠正，在冈村宁次晚年时期里暴死。
小儿子:武正，跟随父亲冈村宁次在从事谍报工作期间，在上海患上了猩红热，夭折。
父亲:冈村宁永，祖上是武士，后来家道中落。
母亲:阿定。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大和族，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日本岩手县人。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参加过日俄战争，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驻华武官助理，长期在昆明、武汉、沈阳等地从事间谍活动。1926年8月任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班长，1928年3月任驻天津步兵第33团团长。1929~1932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第2课课长，与石原莞尔等人积极策划“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政府。1932年8月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晋少将。1934年12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制造内蒙“独立”和绥远事件。1936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长，晋中将。1937年3月任第5师团师团长，率部参加太原会战及徐州会战。1938年6月任陆军大臣。1939年9月任日本侵华派遣军参谋总长。1941年7月晋大将，任驻朝日军司令。
1945年4月任第7方面军司令，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指挥日军作战;9月在新加坡率部向英军投降。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人物履历
早年尚武
1891年春，板垣征四郎进入村里的沼宫内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着名的盛冈中学，与两个兄长一起读书。中学时的板垣征四郎个子矮小，脑袋却长得很大。他的学习成绩因为不太用功而并不太好。板垣征四郎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加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思想高涨，青年学生之中兴起“从军热”。板垣征四郎在盛冈读了两年后，于1899年投考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由于他个子太矮，本来可能会被刷掉。但是，他一心想上陆幼，于是和军医软磨硬缠，小小年纪的他，就坚定地宣誓要“效忠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献身”，军医被他的执着所打动，最终破例关照他，才使他获得了进入陆幼的机会。
1903年12月，板垣征四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16期的学员。这一期学生中，出过许多侵华的“高手”和“有名”人物，像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安藤利吉等。在日本军界被称为“荣耀的十六期”。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从陆士毕业，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任步兵小队长。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刚刚19岁的板垣征四郎驰骋沙场的梦想可以实现了。1904年12月，板垣征四郎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在这场帝国主义利益争斗的侵略战争中，怀着粉身碎骨为天皇“尽忠”的信念，板垣征四郎狂热地投入到战争中。板垣征四郎因作战勇猛而闻名军中。在一次大会战中，板垣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非常严重，但他仍坚持战斗。后来部下才硬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待伤愈合，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次“打仗立功”的目标因而没有实现。这场战争历时20个月，以弹丸岛国日本战胜陆上强国俄国而告终。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与日本签订和约，即《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的胜利极大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
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学监大越谦吉大尉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军神”。这位“军神”曾主张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训练，通过这种方法，磨炼学生的意志，以使他们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板垣征四郎受这位学监的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熏陶下，板垣征四郎逐渐成为一名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青年军官。在这场战争中，板垣跟随部队主要在中国东北的旅顺(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等地与沙俄军队作战，中国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在板垣征四郎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迹--他想到如果日本帝国拥有这些，将会更加强大。这种想法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命运。
扶植伪满
在日本侵略者策划成立东北傀儡政权的过程中，板垣征四郎奉命再次充当急先锋。1931年9月22日，板垣在沈阳参加关东军秘密会议。会议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板垣在会后秘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促其“独立”。9月27日，张景惠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暗中策划“独立”。在板垣征四郎派人策动下，9月28日，清朝“闲散皇族”熙洽公布伪吉林省高官公署组织大纲，宣布吉林“独立”。9月30日，板垣征四郎还曾派人去天津诱骗溥仪前往东北“复位”，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未成功。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12月16日，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高官。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高官。
1931年10月21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权”的具体措施。1932年1月6日，板垣征四郎携带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前往东京向政府汇报。裕仁天皇破例召见板垣征四郎。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根据汇报炮制出“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要求加速建立受日本控制的“独立国家”。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建国幕僚会议”，讨论建立“新国家”的有关条款和纲领。1月27日，板垣征四郎根据会议决定组织拟制“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2月16日，板垣征四郎策划组织了筹备建立伪国家的沈阳“四巨头会议”(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接着，板垣征四郎奉命前往旅顺，以威逼利诱的手法逼溥仪就范。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可见，板垣征四郎为伪满洲国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策划自治
1933年2月，关东军大举进犯热河。板垣征四郎上阵，从奉天奔赴天津，建立“板垣”机关，负责北平和天津方面的“谋略”工作，配合关东军长城作战，企图策动“华北自治”，以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华北国”。
刚到天津，板垣征四郎就立即向日本军部提交了一份分裂华北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板垣征四郎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把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他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从而将蒋介石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起由日方操纵的傀儡政权。获得军部首肯和支持后，板垣征四郎开始秘密实施这一计划。他先是和战犯土肥原贤二计划，策反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在北平成立亲日政权。但这些人物对于板垣的登门拜访要么让其吃闭门羹;要么就是嘴上答应，实际不行动;总之板垣征四郎的计划一直难以得逞。板垣征四郎后来看上了曾任湖南省督军的张敬尧。1933年5月7日，汉奸张敬尧在所居六国饭店被刺，板垣征四郎花了700万元的钞票，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关东军武藤信义司令对板垣征四郎这段期间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了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接着，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先离开对华工作一段时间。
1934年8月1日，板垣征四郎调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同年12月关东军人事变动，菱刈隆奉调回国，南次郎继任，冈村宁次调到参谋本部任军事顾问，板垣征四郎则被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1936年3月，升任参谋长。直至1937年3月调任广岛第五师团师团长以前，板垣征四郎在关东军任职的这两年半时间里，一方面继续强化日本对“满洲国”的统治，另一方面，不愿放弃“华北国”的梦想，伙同土肥原贤二先是策动内蒙独立，后是苦心孤诣地策划所谓“华北自治”。
关东军的内蒙古工作早在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就已经展开，并先后在乌珠穆沁右旗、阿巴嘎旗建立了特务机关。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先后三次“不辞辛劳”地亲赴内蒙古，为日本谋求在内蒙古的“权益”而竭尽全力。
板垣征四郎不仅亲自帮助扩建蒙古军队，促成德王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会谈，而且企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制造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蒙古国”。但这个企图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1936年百灵庙战役傅作义部大捷，蒙古军4个旅反正，板垣征四郎派到蒙古军中的顾问田中隆吉狼狈逃跑。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取得了局部抗战的第一个全胜，这一胜利推动了全国抗日热潮的迅速高涨。
横行华北
1937年3月1日，板垣征四郎返回日本，本来他的好友总参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想推荐他担任林铣十郎内阁的陆军大臣的，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不能容忍板垣爬到他头上，改任日军陆军第五师团长。该师团辖第9旅团和第21旅团，号称日本精锐师团。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由广岛出发，途经朝鲜釜山，于8月间到达天津，先是板垣师团接到的命令是攻占南口，保障主力的侧翼，但先是在南口天险遭到汤恩伯军团的坚决抗击，后来侧翼和后路又遭到卫立煌军团的冲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投入牛岛满旅团才避免了板垣征四郎被合围的危险。接着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察哈尔兵团四个旅团，迅速击败了刘汝明的部队，威胁到南口汤恩伯军团的后方，汤恩伯被无奈放弃南口，在这一系列中日双方复杂的机动作战之后，板垣征四郎才完成方面军交给他保障主力侧翼的任务。
日军为了进行预定的保定-涿州大会战，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征四郎的一个旅团(第9旅团5个大队)也被抽调，板垣征四郎不甘心就这样带着半个师团守在南口，随联络东条英机兵团，沿着平绥线两侧，紧追败退的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相互呼应共同向绥远发起进攻，把战局扩展到华北屋脊的山西高原，这一举动完全超出了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计划之外。9月初，在东条英机兵团把中国军第二战区主力吸引到大同附近后，板垣征四郎突然兵锋一转，打垮了晋军刘奉滨师，飞兵直取平型关，沿着几年前借着参拜五台山就勘查好的路线，突破了内长城一线，至此山西北部门户洞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如梦方醒，慌忙调兵堵击，并杀了作战不利的军长李服膺祭旗，终于因为配合不力，指挥混乱，9月28日茹越口天险被日军突破，晋军被迫全线后撤，断后的姜玉贞旅以生命为代价死守原平县十天，为中央军卫立煌等部八万援军赶赴忻口赢得时间。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加上配属的独2、独15旅团共计16个大队3万人95门炮)正面冲击20万中国军队坚固防守的忻口阵地，这是最疯狂的指挥官干出最疯狂的事。忻口战役血战23天，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中国军队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以下数名将官及十万将士死伤。10月26日，已经攻克保定、石家庄的日军主力分兵一个师攻陷山西东部门户娘子关，向太原急进，忻口中国军队腹背受敌。11月3日弃守。板垣征四郎破围而出，穷追处于崩溃状态的几十个中国师。11月9日，攻陷太原。
1938年初，板垣征四郎再次率领半个师团在山东登陆，会合自南京归还建制的第九旅团，占领山东全省，接着在临沂和西北军庞炳勋、张自忠两部五、六万人大战受阻，形成拉锯状态，在听闻第十师团濑谷旅团在台儿庄战役陷入重围后，板垣征四郎亲自带2个大队坚守汤头镇牵制张自忠和庞炳勋，命令坂本顺带来4个大队，在汤恩伯7万大军中穿阵而过，救出濑谷旅团一起撤退到峄城固守。一个月后卷土重来，参加了徐州大包围战。
诱降中国
1938年6月3日，近卫文麿内阁因对华战争结束遥遥无期，罢免了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召回了华北战场上的板垣征四郎担任陆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他的次官，东条英机虽年龄比他大一个月，但军龄却比他小一岁。也被认为是他的铁杆心腹，早在板垣征四郎当关东军当副参谋长时代，东条英机就是宪兵司令，当时形成所谓军令的板垣、石原、军政的板垣、东条。板垣征四郎的个性和东条英机完全相反，板垣征四郎是阳性的，东条英机是阴性的，板垣征四郎是宽厚的，东条英机是严正的。板垣征四郎被认为是沉重的秤砣，东条英机被认为是锋利的剃刀。然而，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却促成了两者截长补短的合作。板垣征四郎也像信任石原莞尔一样信任东条，东条英机也像石原一样了解板垣，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这时板垣征四郎的另一个老朋友石原莞尔因反对扩大战争早就被排挤出参谋本部，过了不久，不扩大派的另一干将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又和东条闹翻，双双出局。板垣征四郎在陆军青年军官中虽颇具人望，但在陆军中央却被视为徒具热血之辈，上任不久就因为在张鼓峰事件中妄动被昭和天皇骂的狗血临头，只是最后昭和天皇放下话来既往不咎才没有立即辞职。板垣征四郎反对外相宇垣一成大将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中日和谈，在任上扩编十个师团，发动了超越国力许可的武汉会战，妄想一战定胜负。但经过4个月的大战后，蒋介石带着300万军队完整的退入中国西部群山之中，中日持久战态势终于形成。宣扬不以中国为对手的近卫文麿终于自己先下台。
1939年1月5日至8月30日间，板垣征四郎在平沼骐一郎内阁继续担任陆军大臣，并兼任对满事务局总裁。在1939年2月，板垣征四郎以陆军省的名义下达《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禁止日军士兵返国后谈论日军在华暴行。6月间，他曾与汪精卫进行过两次会晤，策划扶植成立汪伪政权。内阁会议上，板垣征四郎极力主张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为此和反对缔约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关系极为紧张，虽然他们俩不但是同乡，还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他还轻率的批准关东军用一个师团在诺门坎地区对苏进行武力挑衅，结果引发了日苏冲突，导致关东军23师团被全歼，这就是着名的的诺门坎事件，这当头又碰上德苏签订同盟，第四次瓜分波兰，板垣征四郎所主张的德日意三国同盟彻底流产，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宣布倒台。
1939年9月4日，板垣被赶出最高决策层。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一任参谋长，辅佐西尾寿造大将，他为结束自己发动的战争进行了最后一搏，进行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要求亲自飞往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面见蒋介石，只求保住伪满洲国和日本在长城以内的商业利益，日本就撤军。但蒋介石却不为所动，板垣从此在日军中越发边缘化。1941年7月7日，板垣晋升陆军大将，调到朝鲜担任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2月1日日，复兼任驻朝鲜的第17方面军司令官。同年4月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日本面临败亡之际，板垣被调任第7方面军司令，指挥第16军、第25军和第29军，设司令部于新加坡，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间，板垣率第7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
终上绞架
板垣征四郎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于是，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显然看透了板垣征四郎的心思，他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征四郎的监控。
1945年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逮捕，押解至东京，关于巢鸭监狱候审。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满洲国”，制造内蒙、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2月22日，背负累累血债的板垣终于被送上正义审判的绞刑架，去偿还他的血债。
亲属成员
他的祖父直作(号桑阴)，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父亲正德也是个神道教徒，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同时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学校的校长。板垣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祖父对他幼年的汉学教育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