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小皇帝阿离一家人，还有他的随从十二人的家属，他们在九莲山后山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他们相互结亲，相互之间都是亲戚关系，小皇帝阿离也在这里过世。关于他们的身份和来历，只有一些核心人员才知道，其他人都以为他们知识南宋遗民而已。他们渐渐失去了和明王朝朱家抢夺天下的能力和时机。相信不久之后，等到他们彻底和政治脱钩的时候，就是他们可以恢复自由的时候了。
明中期的倭寇事件，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倭寇是指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亦用倭寇指称日本侵略者。
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
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一》:“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於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明史·外国传三·日本》:“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郁达夫《游于山戚公祠》诗:“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五十:“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逸态又有什么用呢?“陈毅《哭叶军长希夷》诗:“东进杀倭寇，举世惊风雷。“
“倭“字从人从委，委亦声。“委“意为“身材软缩“、“身材小一号“。“人“与“委“联合起来表示“身材矮小的人“。秦语中，寇与贼同意。“完“指“家园完整“，“攴“指“敲打“。“完“与“攴“联合起来表示“家园破碎“。
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倭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倭寇“这一称呼大约使用于公元7世纪后期，在16世纪倭酋丰臣秀吉的倭乱、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军、海运建设，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下西洋停止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军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古代倭寇主要分为元朝、明初----明朝中后期的前后两期。前期(元初至明初)倭寇以日本的本国人为主，目的是为了报复征日的蒙朝联军的侵略和女真海盗的掳掠，主要是以日本军队的军事报复为主;中后期(正德至万历)的倭寇基本上是中日混编队，原因为明朝的闭关锁国(海禁)政策和日本国内分裂动荡。主要以中国沿海居民(海盗)和日本浪人为主，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丰硕的物质回报促使中日两国的冒险家铤而走险。
明朝之前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日本政府也因为恐惧元军的再度进攻，加强海军，日本在元朝时期不敢和中国来往。朝鲜史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清朝的徐继畭所着“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着“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配合蒙古侵日行为所引发的报复。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着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
明朝初年，移居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流落到南洋一带，二是因为海禁严厉，私自出海的商民留居南洋不归张士诚、方国珍原来都是盐商，以在海上贩盐为业。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们各自雄据一方，部从都达数十万众。他们的根据地在江浙沿海一带，其部下也多是沿海人民，熟悉海上形势。当张、方集团被朱元璋陆续攻灭后，其部下多逃亡海上，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这种反明活动一再失败，其余部就散居南洋各地，成为华侨。他们有的到了日本，大多数是“借交趾、占城、阔婆、暹罗为逋薮明成祖即位后，闻知逃居东南海上的中国人很多，便特地发了一道诏令中国人逃匿在彼者，成赦前过，俾复本业但收效甚微。明初厉行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这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持续发展的反动，遭到沿海人民的强烈反对。沿海人民以海为生，或渔或商，久成习惯。实行海禁，无疑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他们“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联结为寇，溃裂以出“为了逃避明王朝的惩罚，他们便滞留海外不归，从而成为华侨。这正如顾炎武所说:“永乐间......以小民衣食所赖，逐稍宽禁。“
明朝时，福建有不少武装走私集团，或者是海盗。当中央政府进行镇压，他们在沿海待不住，就逃到台湾。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颜思齐这两个海盗就跑到台湾，在北港建立基地。管辖的居民中有渔民，也有大陆迁过去的其他汉人，大概有几万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过“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但实际上，特别是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东南亚时，走私贸易就相当兴盛，特别具有冒险精神的福建人就与他们贸易。福建地方政府眼开眼闭，因为商人每年交的钱可以补贴福建的财政开支，也可给地方官员发“奖金“。所以非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如果朝廷下令清查，他们会通风报信，或者出动军队驱赶，海盗就会逃到外面去。
顺便讲一下，明朝有倭寇，以前都称倭寇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其实，“倭寇“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的走私商人或海盗，他们雇佣一些日本人打仗，地方官打不过他们，就报告朝廷，我们不是打不过，因为都是日本人，很厉害，所以就称为倭寇。倭寇主体是中国人，首领是王直(一作汪直)，是徽商。所以主要是中国商人、武装走私集团自己在骚扰，借了日本人的名义，不是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当时与日本人的来往很密切，比如郑成功的母亲郑芝龙太太就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现在日本还有她的碑和墓。这些事实以前历史书上讲得实在太简单，长期造成误导。
明朝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圆国刚'写了《西洋番国志》一书，曾介绍他在印尼见闻:爪哇国的“杜板、番名赌班(tuban，在爪哇东部，华侨称为厨闽)。此地约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杜板向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革儿者(geresikgrisse，在爪哇东部，华侨称为锦石)。此地原为枯滩，因中国人逃来，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新村向南行日许到苏鲁马益港口，水淡沙浅，大舡难进，乘小舡行二十余里到苏鲁马益……华侨称为泅水，有村主，管番入千余家，亦有中国人。“他到巨港时，也发现“国多广。东、福建漳、泉人。“同郑和、巩珍等一齐下“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也记载许多华侨在马来亚、马六甲的情况:“满刺加国……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问有白者、唐人种也。“《闽都记))记载明朝时福州华侨在马六甲的情况:“明永乐时，福州商人……住麻喇国多年，聚番好生子“。《明史》上有关福建人到国外去的i己载也很多，如“吕宋(属菲律宾)居南海巾，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婆罗，又名文莱……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腾其地。“可见在明代，华侨在印尼、星马和菲律宾一带已形成村庄聚居，繁衍生息。“永乐在南洋设立旧港宣慰司、
正统九年(1444年)王骥上奏:“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易有无。至有教之治兵器、近女色、留家不归者。漏我边情，莫此为甚。以故边患数生，致数年干戈不息，军民困弊。“因边境贸易而生的制造武器之物以及制造武器技术的贩卖进一步加剧了隐患。这种结果最终导致了明朝中南半岛的土地三宣六慰全被缅甸宣慰司所吞，“云南自此虚耗矣“。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下令“汉夷互市，则关外有市场，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铜铁输出之禁者，必诛无赦。“三宣六慰各土司多蓄有汉人为幕僚，以应付朝廷之计，其中不乏像岳风这样的“叛国“之徒。据《明史》载，风父祖江西抚州人，商于陇川，因投宣抚多士宁为记室，得多士宁信任，后鸠杀士宁，夺印投缅，受缅伪命。另有广西人陈安者，初为郡吏，亡命入缅，应履信任之，署为丞相，教以侵掠疆土之计。这类人未见姓名者尚多，大都留居缅境不返。
嘉靖二十七年(1584年)朱纨派卢镗攻破双屿港，许栋逃去，其部众被杀很多，有些人则逃到了其他海岛。后来，王直成了东南海上最大的海商头目。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王直派徐海“拥众十余万寇松江、嘉兴诸郡这是武装海商集团对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公然反抗。明王朝不惜血本，从全国抽调兵力进行镇压，终于将这些海商集团镇压了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的沿海人民因私自出海不敢回乡，或因被明军击溃而流寓到南洋诸岛。另一方面，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南洋一带和中国沿海。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东方。西方殖民者迫切希望得到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商冒险私出。其中有些人长期不归，成为华侨。同时，殖民者为了经营夺取的殖民地，需要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便在中国沿海掠卖人口。明中期以后，沿海群众不断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因为殖民者“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的结果。这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掠卖动力，便在中国沿海掠卖人口。明中期以后，沿海群众不断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因为殖民者“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的结果。这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掠卖黑奴具有同样的性质，只是规模较小。因此，在这期间流寓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例如在淳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
据何乔远《名山藏》云:“南海人梁道明者，弃乡里往居之。闽、广民从商者以千数，推道明为酋长，施进卿副之……广东人陈祖义者，故有罪，亡人某国，久之，亦有众“4。梁道明为海商，往南洋经商，“以千数“的从商者尊他为首领;海盗陈祖义，跟随他的人不少，因而“亦有众“，也是流寓华人的头领。
“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昔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模，凡有经过客人船艘辄便劫夺财物。“
粤洋东莞海盗何亚八、郑宗兴伙同徽州商人王直、徐惟学及叶宗满等兴贩津泥。继后，闽、粤海盗多“逋逃“爪哇、旧港、{孛泥(大泥)、阁婆、交眦、占城、逞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流寓津泥者人数最为众多。
《明史·外国传·渤泥篇》云:“渤泥后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即指林道乾等)，积二千余人。“
《东西洋考》云:““吉兰丹，即渤泥之马头也，风俗同滓泥。嘉靖末，海寇余众，遁归于此，生聚至二千余人2。
所谓“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系指广东海盗张琏与林道乾的部众(多为闽、粤人)。嘉靖末年，张琏海滨起义失败，航海遁走南洋旧港。据《明史·三佛齐传》云: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
“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极克复。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今印尼巨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林道乾率领船队到台湾北港，为俞大猷官兵追剿，即率船队扬帆往南洋，航行途中抵达大昆仑岛。这个海岛属康道耳群岛，是中国与南洋往来必经之地，但处于危险海域，航海者“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警语五。据史书记载，林道乾当年航海到达昆仑岛时，曾经打算以它作为“海外扶余“。此事，清人郁永河在《海上纪略》中有详细记叙:
林道乾，明季海寇，哨聚在郑芝龙、刘香老前。图据闽、粤不遂，又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f9-诸国，无隙可乘。因过大昆仑，见其风景特异，欲留居之。其山最高且广，四面平壤沃土，五谷俱备，不种自生，中国草木无不有，百卉烂烂，四时皆春，但若空山无人。道乾率舟登山结茅，自谓海外扶余，足以据土立国。奈龙出无时，风雨倏至，屋宇人民多为摄去;海舟又倾荡不可泊，意其下必蛟龙窟宅，不可居，始弃去...…台湾有老人，经随道乾至大昆仑者，尚得详言之。
这则史料是跟随林道乾至大昆仑的老人提供的，所说之事当确实可靠。海盗视海岛为家，林道乾欲在大昆仑“据土立国“，是自然而然之举，由于此岛常遭飓风袭击，造成人、船损失，故弃岛而去。此位老人所讲林道乾上大昆仑山的故事，引起郑成功的重视与兴趣，因而萌生“有卜居大昆仑之志“。他“咨访水程、风景甚悉。会病亡，不果行“1。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初，林道乾率众航海到柬埔寨。他到达柬埔寨时喜逢同乡杨四，两人即结“刎颈交“。杨四小时随父到柬埔寨，父身故，当地一长老收养为子，长立为把水使。林道乾在杨四的帮助下晋谒寨主，受礼遇，命属把水使翁十、苏老和林十六等所部。过后，林道乾在柬埔寨人民及杨四等人的协助与掩护下，挫败了明王朝官兵与安南国都统莫茂洽的搜捕行动。在暹罗，林道乾颇受礼待，国王与之“歃血为盟誓“，不准“汉使“入境追捕。
林凤[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年)率部攻占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1573年)屯南澳岛的钱澳，十二月进攻澄海，大败官兵。二年二月攻打潮州、惠来，四月攻入清澜(今海南省文昌县)，六月在广东兵败，退至福建沿海，十月遭福建总兵胡守仁官军袭击，转移到魍洪(台湾)的鸡笼(基隆)驻扎。十一月先后进攻潮阳踏头埠(今汕头市的达濠区)、饶平县柘林、惠来县靖海、陆丰县碣石等广东沿海港埠。明朝被迫集中水陆主力围剿林凤。林凤以南澳岛为根据地，相持不下，后曾修书议和求抚，广东总兵殷正茂不予接纳。为避官兵进剿，林凤率战舰62艘，5500余人，扬帆向吕宋进发。当月二十九日抵达马尼拉湾的马里斯。首次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尹特(maytlngoiti)。后在邦阿西楠省(panggsinan，prov.of)的林加延湾(lingayeng.)建立都城，自称国王，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三年三月，西班牙派兵进攻林凤，明朝政府乘机联合围攻。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之间，率40余艘战舰巧妙突围，直抵台湾，后返潮州，出没于柘林、靖海和碣石之间，船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简单来说，嘉靖大倭寇曾严重威胁到明朝经济核心区江南苏、松一带的安全，“影响十分恶劣“，所以明廷相当重视此事，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出兵，终于将其扑灭。之所以破坏力巨大，又因为此时的倭寇能够同时掌握处于中、日两国的资源，包括中国成员熟悉沿海水文地理、部分中国居民的支持、日本大名的默许、五岛列岛作为巢穴、日本武士作为精英战力等等。至明中叶“雨啸风嗥，几无宁岁“，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峒寇、畲寇、盐寇，此起彼伏。《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着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2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3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倭寇“内部，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
事实上，“倭寇“这种称呼，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满，万表说:海贼大头目王直、徐碧溪的亲属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遥法外;王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倭寇“进犯，真是自欺欺人。4浙江慈溪知县薛应旗也说:称呼海贼为“倭寇“，是中了海贼之计。海贼中虽有倭人，但“主谋响导“者仍是“中国之贼“，这些人假冒倭寇，藏匿身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5万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对方是海贼，仍然“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地方百姓，对待贼寇，也“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时人记载，漳州一带的假“倭寇“回乡，“皆云做客回，邻居皆来相贺“。6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的说法最夸张:“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抚将帅，所有人都是贼寇。
明朝官员多把放开海禁作为解决倭寇的问题的办法，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能说倭寇本身就是为了谋求开放海禁;实际上厉行海禁的朱纨在1549年被免职后，就没人在总体上厉行过海禁;且1550年明廷就应浙江巡按董咸之请放松了海禁。抗倭期间明军表现出的狼狈，说明他们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严禁。即是1567年隆庆开海后，也禁止华人直接出海去日本。在开海后，倭寇并没有马上消失，在广东等地零星活动，但势头越来越弱。当时南海海盗头目曾一本也和倭寇有合作，但并不紧密。中国海域上的海盗，此后多转以台湾、南洋等地为巢穴。且由于日本的丰臣、德川政权相继控制了九州，也严禁当地武士出海为寇。故倭寇此后就基本消失了。
倭寇现象当然和海禁有关，但与其说是不开禁导致倭寇，倒不如说是在长期的明禁实松的贸易政策下，明朝政府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去规范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结成海商集团，而不同集团为了垄断利益又发展武装、互相火并的局面。这些人既然已经拥有了武力，而明朝海防又脆弱不堪，那么劫掠沿海地区就是顺手而为的事情了。把倭寇和海禁进行单线的联系，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历史解释。说到底，没有巩固的海防作为前提，无论开禁还是严禁，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治倭政策。先剿倭寇，再开海禁，虽然很难说是明廷有完善计划的行动，但不失为稳健的策略。
假倭寇南上坑害中国沿海，南下掠夺商船据岛为国王，这种短期内看似威风但长期看却损害了华人利益。沿海海盗对母国沿海农民内卷化的内斗导致海外华人被伤害时没有母国支持。看似在当地被殖民者许予高官后禄到最后变成了高级韭菜害华族损失惨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洋群岛奴役当地土着居民的同时，也迫害华侨。《明史》载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大肆屠杀华侨，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泉州府志》对此惨案也有记载:“(万历)三十一年……是年泉商贩吕宋者数万人，尽为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