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指19世纪末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中国农民运动。又称义和团事变、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场运动不但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中国的嚣张图谋，也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起初，义和团和清朝最秘密的民间团体一样，反对满族对汉族的统治。被清政府以“反清复明”的口号予以镇压和通缉。随着中国近代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超过了满汉之间的矛盾。这个冲突取代了中外之争，满汉之争成为主要的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大家一起抵抗西方。义和团和清政府商量决定，义和团更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助清灭洋”（1898年赵首次提出）。
在西方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划分、华北宗教案件频发、自然灾害频发、朝廷权力斗争加剧的情况下，1900年春直隶，数千名练习义和拳的农民被称为“拳击手”，他们放火焚烧教堂和宗教房屋。同年6月，慈禧太后允许义和团进京，义和团在清军面前攻打天津租界。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1897年，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他们在民间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1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2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3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4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