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这个人物总体上是可爱的，他本心并不坏，精神品格没有堕落到地主军阀买办走狗“吃人”的地步。他参与社会活动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由于自身的阶级觉悟还未见端倪和认知水平有限，他没有看清世道险恶的一面，所以杀身之祸将至，都没有察觉和警惕。
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老百姓饥饿窘困的现象，无论是广大农村还是城镇，人们的生活都有一种朝不保夕。这样的话，人们谋得生计的路就非常狭窄，有个一技之长的人能混口饭吃就是能养活自己作为立足的表现。可是，教育被老封建新官僚垄断的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子女是没有钱入学的。又，军阀混战，殖民掠夺，有多少口粮可供劳动人民自己拥有？种种盘剥、层层剥削，老百姓所剩无几。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暂时还没有革命觉悟的阿q又能做什么呢？
被人欺负了，就去欺负小尼姑，获得心理平衡。阿q被人欺负了多少次？很多次，而且把头往墙上碰。他欺负小尼姑，书上描写就一次，摸了一次头顶，这算不算性侵？
结果人家顷刻就骂：“断子绝孙的阿q！”
阿q反骂：“和尚摸的我摸不得？”
这是阿q为自己找台阶下，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即受到强者欺凌，又靠欺负更弱者泄愤，于是两面都不喜欢他阿q。
阿q也很沮丧，知道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评价偏低，他也希望自己是个体面受尊重的人。可社会的大环境，是否让他看见有道德的人过上好日子了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大环境让他看到什么呢？因此，阿q道德的沦丧就不是他个人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社会的大背景衬托出来的。试问，能够给中国造成影响力的大人物有多少爱国者？就当时而言。
阅读《阿q正传》，我看见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没有政治觉悟的他是如何挣扎的。
阿q需要一种慰藉，既然世上的好人要受不公正待遇，况且自己也难以做到“好人”的标准，那就希望别人比他更下流，这样他自己的道德水平相应的就“上层”了。有小偷到他家里，阿q已经家徒四壁，他感慨：“小偷这是瞧得起我才来！”
他遇到这种状况才感觉自己是受害者，是品德还可以的人。他的社会参与既是作为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一个人生计的需要，他不仅需要存在感，更需要地位和荣誉来支撑作为一个男人的光环。这样的阿q，有什么错？说他不对，我认为实在难为他了。
社会的严酷让他不敢面对现实，一切美好的逻辑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结果被无情的砍了头，成了不计其数的死在旧社会屠刀下的其中一个。
阿q是一位年纪轻轻的，本来可以作为一番的男子。大概当时的年轻人有三种出路，一种是去革命，一种是成为走狗，一种是活在煎熬中，很可能被人鱼肉。阿q不自觉的成为第三条路中的牺牲品。不幸的命运使他生活在不幸的年代，消极的反抗正中剥削阶级的下怀，一颗无辜的头颅被“食肉者”砍下来了。
与阿q不同的是另外一名青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带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特点，他就是孔乙己。
孔乙己理论上来讲，应当是比阿q更容易生存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同样艰难。
我那时候的初中语文老师不懂，他认为孔乙己“好吃懒做”，而且说鲁迅也评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简直是对孔乙己个人名誉和精神品格无情的脚踏！我不知道初中语文老师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是否确定自己英雄好汉，他有多少把握过体面日子？
我们看一个人，了解一个人，或者评价他，是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
我们看看鲁迅当时描绘的孔乙己的社会背景，时间大概是晚清甲午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大概有四种出路：一是如鲁迅，参加中国左派革命，挽救中国；二是成为一般文职，就是以养家糊口为要；三是成为反动势力的帮闲；四是走传统科举发家之路，如范进。
第一种道路，非大智大勇的人有着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气概，一般人不敢作此想。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受革命志士感染和社会影响之后的动员。很明显不能用鲁迅的标准去衡量孔乙己。
第二种道路，就是大多数也是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谋生糊口的办法，好歹工作内容没有农民工人那么辛苦，又能挣得比一般劳动者较高的工资，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称得上体面人士了。孔乙己不是不做此想，可以看的出，孔乙己潦倒的时候也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基本体面，并且希望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希望能得到绅士们的眷顾。
可孔乙己万万没有想到，从咸亨酒店的老板掌柜的，到里面吃喝取笑的贵族子弟，哪个把他当人看了呢？
第三种道路是投靠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地主豪绅们，拿着自己的油嘴滑舌和对知识的一知半解，去做帮闲、篾片。文化上为封建官僚效力，镇压穷人精神上的反抗。鲁迅一生大多会遇上此类敌人，并陷入围剿。
这样的道路，孔乙己至少没有走。他想不想去投靠？文字段落中没有证据显示孔乙己有这种打算。仅凭这点，我很钦佩孔乙己！
第四种道路，有点儿像博彩，好的说不准明天就是状元，差的搞不好要像范进那样等一辈子，到了五十多岁才能混个状元。要不行就一辈子也捞不到一官半职。这就像入宫的美女，进来十六，出宫六十，运气好又美貌，封为贵妃；运气不好，就要守一辈子！
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就是让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希望一辈子，这样的制度允许极少数人能成为官僚，但大多数人都要在不公的社会制度中坚持一辈子。孔乙己的年代，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化，科举谋出路已经不时兴了。1905年以后，科举考试被废除；1905年之前的晚清，要做官，得有钱，有钱才能巴结提供资源的人。
请问，他孔乙己能走那条路？
后人说的轻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哀”字，一个“怒”字，倒是画足了后人心理上的优越感，站着说话不腰疼。看清楚了别人的不幸，就理直气壮的谴责对方不争气，这真是一桩美事。
且不说孔乙己没有鲁迅那样的政治觉悟，就是有，没有跑路费，孔乙己多半出不了咸亨小镇，更别说去日本。至于一般文职，您只要看看现代社会，大学生是如何拼搏劳碌的？就知道当时社会背景有多么艰难，所以我不忍心指责孔乙己半分。
至于巴结权贵，成为篾片，孔乙己不管愿没愿意还是没人雇请？他都没有走上这条路，已经值得肯定了。您看旧中国多少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的向军阀甚至帝国主义势力屈膝折腰？唯恐落后，没生计出路。
孔乙己是上天无路，去地无门。
要不干脆脱掉那身破旧的长褂子，加入无产阶级队伍？我怀疑孔乙己死都不会脱那身长褂子的，我不知道他最后去地主家里行窃又是什么装扮？可惜如此重要的一笔细节鲁迅没写，我们只好猜猜看。
鲁迅于书中描绘了他只要出现就一定会穿着那件长褂子，估计这是他的全部财产。
孔乙己的长褂子之所以不舍得脱掉，认识这样的原因，我们需要了解体力劳动者历史当中的处境。且不说当时的年代，您只要了解巴西金矿里面的劳工，那惊人的场景，没人愿意成为其中一员的。
作者本人是地地道道的打工人，我只能这样说，这样的辛酸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深刻体会！所以我不希望孔乙己脱掉那件陪伴他多年的长褂子，不想他加入我们的无产阶级大军，相反我会祝福他，希望他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除非一个人觉悟了，而且是革命家一样的觉悟，因为只有革命精神才能挽救人于逆境当中，而不会依赖于物质基础成为受财富地位支配的人。我宁愿看见孔乙己被人叽嘲、出丑，也不想他脱掉长褂子去做体力活儿，一个知识分子很容易在体力劳动大军中消磨、淹没。
孔乙己的人品是值得肯定的，文化程度也是值得肯定的，譬如回字的四种写法我就不会。中国人当时的识字率是很低的，孔乙己明明有文化，却得不到尊重和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教孩子们回字的四种写法，可是那些小孩儿就跟那些酒馆里坐落的纨绔子弟对孔乙己的态度区别不大，只是年龄不同。
我想起威廉二世兴办学校，学生上课只需要交玉米棒即可。可是孔乙己怎么办呢？当时的中国主政的是慈禧太后，她不是中国版的威廉二世。
致孔乙己于死地的是他的一次偷窃行为。他偷盗财主家，被捉了之后吊起来打，腿被打折了。
如果说孔乙己有错，顶多是“窃钩”，可当时的中国窃国者比比皆是，真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壁之间禽兽食禄！
偷是没有志气的，要革命，彻彻底底的打倒权贵阶级！
《故乡》里的润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形象，父子二人都曾经给鲁迅家里做过佃农。润土的父亲希望孩子长大后平平安安，往他脖子上戴了一个圈儿，希望润土家能香火传递。
润土当然没有受过鲁迅那样程度的文化教育，他倒是迷信思想继承了下来。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泥菩萨，时常拜祭，被鲁迅看见了偷笑。
长大后，鲁迅出国去了日本，润土一直在老家。渐渐的，曾经的少年已过了中年。
鲁迅回来，润土来见，两人面对面，润土很有礼貌的称呼鲁迅：“老爷。”
鲁迅顿感两人之间有一层看不见的隔膜。
这层隔膜是什么呢？就是身份。
鲁迅什么人品，润土并不知道；但中国士绅们什么人品，润土是知道的。所以鲁迅站在面前，润土明智的做法还是要礼节礼貌的，不然就有某种可能。这绝非危言耸听。
今天下属在上司面前的态度，保安在领导阶层面前的态度，以及群众百姓在当官的面前的态度，是否表现良好很容易影响日后的社会关系需要。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容易显露财富地位人际关系影响力所带来的态度上的差别。而且就当时社会而言，平民态度上的不恭很可能遭来报复。什么样的报复？不讲明，就是得罪权贵之后可能会承担的风险。所以，润土弯腰叫鲁迅“老爷”是明智之举，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正常举止，吩咐润土这样的态度的是社会，是社会把基层百姓压弯了腰。
可鲁迅心里发颤，曾经的少年已经变成了老爷，而曾经的少年玩伴已经自认奴仆了。同样都是少年，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成年后有这样的差距？
因为不平等的社会造成不平等的身份，展现出来的就是弱势一方恭敬的态度。
鲁迅是觉醒的革命文学家，他背叛了有产阶级，勇敢的站到了人民的一边，可他心爱的人民却称呼他为“老爷。”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被他们理解，他知道人民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觉醒到理解他的程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的坚冰和隔膜需要很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才能消除，才能最终让社会走向平等和公正。那时候，大家都不用管谁叫“老爷”了。
鲁迅他们正在努力中，润土需要精神慰藉，于是捏了一个菩萨供自己朝拜，迅哥儿感慨：我们都在寻求希望啊！
作者少年时，回想起自己，我看不起爷爷和奶奶崇拜迷信，自己当然崇尚科学是对的。如今回想起来，用“看不起”的态度对待爷爷和奶奶，有失公允的。那时候，我已经在反省自己了。我为自己空想的三大星球，又何尝不是属于自己的“菩萨”呢？也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精神思想上的偶像。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都有“宗教徒”的特征，都为自己捏一个偶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祥林嫂是一个地地道道无助的妇女，面对世道她很无奈，其实男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更可况弱女子？
她能去哪儿？难道要求她革命？她不会比娜拉跑的远，所以这辈子如果不是革命队伍进村，她也就一辈子老老实实的逢人诉苦，没人就干活。人家问她，她不说，怕得罪别人，索性逢人便说好了，看看有没有可能别人告诉她拯救命运的办法？
时间一长，她身上已经没什么稀奇，男的女的也就没什么好问的了。悲催的故事在曾经殖民主义施虐期间到处都是，远不止她一个，时间一长，大家都麻木了。
鲁迅的作品其目的我们从《藤野先生》知道，他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他在《藤野先生》一篇中描绘日俄战争电影，影片中有中国人被斩首，结果荧幕前的中国留学生兴高采烈，竟欢呼不已！
鲁迅看见这些人四肢健全、四体健康，就是精神需要治疗。而要治疗中国人的精神，一两味药不济事，需要用笔，用笔写文章来文化传播从而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于是鲁迅一生的事业没有选择去做医生，而是成了大文豪。后人称他的作品如同手术刀，解剖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好认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