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表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大总统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而现在要求先制订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再选举总统，相当于同时触犯他的两大忌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捋虎须、批龙鳞。
当初新中国党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在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取折中态度，不激不厉，志气和平。现今要是如此公开表态，等于是当面锣对面鼓地与袁世凯叫板！
孙元起转念一想，又觉得“天无二ri，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己要做总理，以后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之间的正面冲突必然不少，反正将来也要开罪与他，现在表表态又有何妨？
虽然在针对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孙元起和袁世凯心照不宣，一个取江苏、安徽、江西，一个取湖南、广东，最后两家都皆大欢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亲密无间。其实双方在私底下的交锋也是刀光剑影，比如袁世凯收买龙济光的济军东下广州、孙元起委派蒋志清的海军攻略苏北等。可以想见，以后双方明里暗里的争端会只多不少！
以前遇到重大决策，前有国民党遮风避雨，后有北洋系挡枪背锅，新中国党可以含糊其辞左右逢源。现在国民党已经大厦将倾，北洋系开始步步紧逼，新中国党作为中国政坛唯一能与北洋系对抗的力量，还能再继续模棱两可么？尤其是宪法制定。更关乎孙元起这个总理的职权大小！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zhèngfu采取的是总统制，即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总揽一切政务。对临时参议院负责。待到南北议成，zhèngfu北迁，在同盟会主导下临时参议院急匆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瞬间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目的是限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当时为尽快登上大总统宝座，对此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随着时间迁移，袁世凯越来越觉得《临时约法》对于自己的束缚。感觉手中权力根本不够自己施展才华，迫切需要制订一部新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大声疾呼要求制订一部适合时代cháo流的新宪法。双方对宪法的制订都十分重视。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minzhu之消长。但双发在由谁制订、如何制订、何时制订、内容如何修订等具体细节上却发生了巨大冲突。
比如由谁制订的问题。国民党要求由参众两院选举出专门委员会。参照国外已有宪法。拟定草案后交由国会审阅、修改通过。袁世凯对此则大表反对，他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国内适合起草宪法的学者未必都在国会之中，既然宪法是国家根本**，就应该慎重其事，不可草率。最好是在大总统府内设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宪法学者专门从事草撰工作，等正式拟定后再交由国会审读表决不迟。
再比如何时制订的问题，这也是眼下国会争论最焦点的问题。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把宪法制订拖延到总统选举之后。其要害就在于那时候可以利用总统威权对宪法内容进行随心所yu的修改，而国会再无掣肘之处。万一袁世凯制订出宪法规定大总统有任意解散国会与内阁的权力、组织内阁无需取得国会同意等条款。那时候孙元起哭都没处哭去！
孙元起斟酌良久后说道：“如任公所言，宪法未定而先选总统，确实有些本末倒置！既然前期参众两院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三四个月努力，已经草拟完成宪法草案，那就应该尽快交付国会审议，使得咱们国家早ri成为正常国家。否则国家根本**叫《临时约法》、国家最高元首叫临时大总统，像什么话？”
梁启超笑道：“袁项城何尝不想早ri去掉‘临时’二字？只是他想让‘大总统’的‘大’字名副其实，否则他若只满足于虚有其名的总统之位，这世间不知会少多少纷争！”
蒋百里道：“有段数来宝说得好：刚得饱来就思衣，房中缺少美貌妻；骡马成群田千顷，又怕无官被人欺；五品六品官太小，三品四品位太低；当朝一品为宰相，还想面南当皇帝。袁项城仕宦三十余年，自行伍士卒做起，外则至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内则至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可谓历经荣华富贵。如今又在大总统位置上坐了一年多时间，已经升无可升、赏无可赏，现在的进步只剩下多攫取些实权而已，除此之外还能有念想？总不能还要登基做皇帝不成？”
出乎蒋百里意料的是，在真实历史中，最终袁世凯还真就走上了面南当皇帝的末路！
“是啊，衣食不愁想当官，当了皇帝想神仙；成了神仙想玉帝，做了玉帝想佛山。人的**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尽头？”说到这里孙元起内心也不由得怵然而惊，开始自我jing醒道：“遥想十多二十年前，孙某的愿望不过是在京城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然后平稳度过此生而已，谁知一失足成千古恨，最后在时代大cháo中苦苦挣扎，成为功名利禄的奴仆，再难记起当初的朴实想法。每当想起，便觉惘然！”
孙元起所说的“失足”，是指某年某月某ri闲得蛋疼闯到马神庙转了一圈，结果造化弄人，从此与以前的世界彻底拜拜，只好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清末打拼。而梁启超、蒋百里所理解的“失足”，以为是孙元起踏足官场，从此失去ziyou之身，不能再在学界叱咤风云。
梁启超连忙劝慰道：“百熙你学究天人，别开生面，影响深远，他ri在本朝学案上必然处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一代宗师地位！既然已经开宗立派，百熙你就不必太过株守，否则百年之后也不过就是在国史《儒学传》、《畴人传》中留一姓名而已，何如在本纪、立传中占据一席地？再者说，古往今来能在学术上称宗道祖之人，在官场也必然有一番大成就，这才能相得益彰、流传百世。
“远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说，即便是周游列国屡遭困厄的孔夫子，也曾担任过鲁国的司法总长（大司寇）。像董子（董仲舒），曾做过数任地方行政长官（江都国相、胶西国相）；像韩子（韩愈），曾做过陆军次长（兵部侍郎）、京兆尹等要职；王阳明出则平乱、归则讲学更不必说。这就是所谓的‘通者无所不通，能者无所不能’！”
蒋百里也劝道：“百熙总理自从政以来，所施仁政惠及万民，其功德远过于开坛宣教，何来‘失足’之谈？学而优则仕，古来明训。百熙总理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勉力从政，不可中道而辍！”
孙元起知道自己的事情和他们两人讲不清楚，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任公、百里所言甚是，现在国家形势如此，凡我国民都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勉力前行，不可中辍，甚至不能放任追求自己的爱好。像任公为国家政策制定权衡得失利弊，百里受命研究某些军事课题，未必都是自己兴趣所在。但为了国家需要而辛勤努力，这便是国家得以发展、民族得以复兴的动力所在！”
三人又交谈片刻，孙元起以“秋深露重”“工作繁忙”为由作别梁启超、蒋百里二人，匆匆返回城中，着手布置攻略福建和国会斗争事宜。
按照之前与杨度商定的方案，攻略福建前期不能引起袁世凯的注意，最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闷声发大财便好，不需要什么花哨喧闹的动作；等后期袁世凯发现时，福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他再想插手为时已晚。
相比之下，国会斗争作为攻略福建计划的掩护，则要尽可能吸引袁世凯的视线。所以在第二天，孙元起御用报纸、新中国党官方喉舌的《政经ri报》便在头版头条发布消息，声称此次国民党倡乱于南方，不少国民党籍议员也在国会中信口雌黄，响应duli，于情于理都应加以惩戒以儆效尤，因此提议国会严肃惩处国民党，革除部分有不当行为、不当言论的国民党激进派议员。
随后，部分新中国党议员也面见袁世凯，提交了驱逐违宪议员提案的草案，并就此提出若干点意见。根据新中国党议员的意思，就是必须先处置国民党、革除某些议员才能选举大总统，否则将无法准确表达全体国民的意愿，也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新中国党的这一行为既像是关爱呵护袁大总统，确保袁大总统顺利登位，又像是对国民党落井下石，想对国民党赶尽杀绝，还像是故意阻挠国会召开，拖延大总统选举时间。
就在袁世凯琢磨不透孙元起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新中国党突然又在国会中提起一个议案，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将拟定草案提交国会表决。袁世凯这才幡然醒悟：原来制宪才是孙元起的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