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树人在大冶县敲山震狐，把未来有可能借着他推广新作物种子贷中饱私囊的贪婪之徒，全部梳理了一遍。
顺便也挑出了一些人品相对实事求是、踏实能干的基层小吏、良心乡绅，临时予以提拔重用。
比如这大冶县的宋明德，又懂点
这个模式跑通之后，剩下的就是各县复制，反正沈树人之前已经借着嬉游无度之名暗访考察够了，现在突击“回头看”梳理一遍，基本上可以整顿个八九不离十。
在这个过程中，沈树人也摸出一个从基层发现人才的规律——一般人品相对可靠、才能也最可用的地方遗留人才，往往是中了个秀才之后，就因为厌恶穷究四书五经，觉得虚伪志不在此，然后去醉心杂学了。
肯不为功名利禄低头，觉得某些学问学了虚伪就果断不学、去学自己爱学的东西，这种人才叫不忘初心嘛。
不管初心是啥，总比忍辱负重虚伪要好。如果像这位大冶县的宋明德一样，初心是学地理、堪舆、探矿，那就最好，刚好能被沈树人用上。就算初心只是古文、哲学，能如顾炎武那样，也是很不错的。
原先沈树人地位不够高时，也不能这样不拘一格随便乱用人、给不符合功名资格的人临时差遣。现在已是道台、佥都御史，手腕也就强硬一点，只要巡抚不找麻烦，就没人能质疑。
半个多月的时间倏忽而过，时间转眼进入十月份。
沈树人也已把武昌、汉阳二府各县的农政工作彻底梳理清楚。在推广明年种新作物的同时，随着冬季农闲的到来，还一并组织各县兴修水利、整治湿地、挖淤堆圩田，顺便推广养殖罗非鱼和清江鱼。
经办这些工作的人手，沈树人也一事不烦二主，直接让之前筛选出来、帮他推广新物种种子贷的那些开明乡绅、地方小吏顺便经办，有什么阻挠的可以直接上报到佥都御史衙门。
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并没有直接损害到任何人的利益，按说也不会有人拼命阻挠。
非要说伤害利益，无非是原本有资格经手这些事儿的豪绅、现在没资格经手了，也就少了钱粮过手沾油的机会，难免暗中怨恨——
任何朝代征发徭役都是要花很多钱粮的，哪怕是为老百姓自己修水利。
贫民原本十月份之后渐渐农闲，就可以减少到一天只吃一顿饭，灾年的话这仅有的一顿往往还是喝粥、还要掺野菜以少放一点粮食，然后每天多躺几个时辰减少热量消耗。
如果参与挖淤泥堆圩田养鱼，那起码得保证每天吃两顿，还不能太稀，粮食消耗会增加不少。
粮食可以直接问当地有余粮的乡绅买，但钱肯定是官府先垫出的。然后再找因为修了水利后灌溉受益的周边乡绅摊派。
再把新取得的圩田、鱼塘都算作无主官地，纳入地方军屯，由军户负责耕种、养殖，收获一半留给军户，一半纳入卫所军粮。
一般来说，周边灌溉条件得到改良的那部分民田，摊派的钱粮是无法全额覆盖工程款的，能覆盖一半多就算很不错了，还会存在盘剥百姓的问题——
修了水利之后，好处是要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回本的，对将来每一年的收成都有帮助。但工程款是一次性开支的，官府不垫资，穷一点的乡绅就周转不开了。
所以，这些水利的开支，还有一半要官府立刻拿出来，然后官府得到新增的圩田、鱼塘，未来五六年里慢慢回本。
以沈树人的财力，这样搞大规模的利国利民建设，钱财也有点周转不开。而且他也不可能真的大规模靠沈家自己家的钱来提供融资，更不能无节制地贴钱做官——
原先沈树人做官那两年，每年也有亏钱，但尺度基本上控制在明面上每年十万两级别，买官送礼那些灰色开支不算。
明着补贴亏钱的部分超过每年十几万两之后，一来沈家撑不住，二来也容易被别人攻击：
天下官员做官都是贪钱，唯独你倒贴钱，每年还倒贴十几万两都不够，是何居心？是不是‘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日，此其志不在小’？
不能继续靠家里补贴、至少不能全靠补贴后，沈树人就只能从当地的财政收入上继续动脑子。
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后世2020年代、那些卖地卖不出去、连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都得砍的地方政府的苦逼之处。
没有土地财政，大拆大建是真建不起啊！
他也不是没想过，可以把新堆出来的圩田和新挖深的鱼塘，直接卖田地所有权和鱼塘所有权给百姓，换取回笼资金。可即使如此，也要一个周转。
另一方面，冬季农闲干活修水利的，也未必都是当地百姓，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卫所的军队。让卫所军队干活，开支当然要官府直接出。
沈树人自己的两万兵力，走的是精兵路线，左良玉留给他的三个卫所，却是鱼腩居多，最多只能做到“年龄还算青壮”，体力武艺就完全没有保证了。
沈树人让这些鱼腩闲着也是闲着，与其浪费粮食直接训练军纪队列，不如拿出同样的时间体力，让他们先当一个冬天的“工程兵”，同样能锻炼到部队的体力和纪律。
于是，沈树人就又把心思动到“厘金”的挪用上了。
他掌握的武昌-黄州税关，一年也就不到三十万两的收入，其实养两万多部队日常用度，就已经捉襟见肘了，还需要其他财源补充进来，才能养更多兵。
但沈树人更重视的是制度的突破，他梳理了一遍现状后，发现如今朝廷法度对地方上截留“厘金”的用途，规定得还是很严格的。
厘金只能用于直接发军饷，或是替代“练饷”作为“操练开支补贴”，但户部相关条例，从没允许过把厘金用于“地方卫所军户服徭役开支”，更不能作为“雇佣民壮承担徭役开支”。
这些条款，倒也不是说多难做，如果当初通过厘金改革时，多夹带几个私货条款，说不定崇祯也稀里糊涂批示过去了。
但当时一来也是没想到那么多，二来也是觉得多一事不如，让皇帝先允许厘金试点再说，其他可以慢慢来，所以也就没加上。
如今想要突破，肯定得取得湖广巡抚的绝对支持，需要方孔炤点这个头。
沈树人把冬季水利徭役都安排下去之后，看着这亏空的账面，愈发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尽快跟方巡抚再见一面，深谈一下。
就算将来出事、被人指责湖广地方官僚有进一步军阀化的趋势，也好由方孔炤扛这个锅。
……
十月中旬，劝农、水利各方工作初步安排好，只差一个钱粮周转问题后，
沈树人也就当仁不让地轻车简从，再次踏上了前往荆州府江陵县、拜访上官的旅途。他已经攒了一大堆需要上官力挺的事务，要一次性解决。
上次来江陵，还是半年之前。
那时他只有五六千可用之兵（另有两千当时被蔺养成牵制），要扛住贺锦、贺一龙陆续抵达的十倍之众，不得不日行数百里、骑马骑得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火急火燎找方孔炤求援。
刚好半年整之后，沈树人的嫡系部队，已经扩大到了两万三四千人，其中有一万多是纪律严明的精兵，还有至少数千当了多年兵的流贼老营。
除了嫡系部队外，左良玉遗留的三个卫所，加起来也有一万二名额，虽然现在并不满员，以后招募足额后，沈树人的总军队规模，将达到三万五千人。
这就比半年来来求援时，增长了五倍左右兵力，堪称奇迹速度。
手头有了兵力，沈树人当然不用跟上次那么狼狈了。
他直接选择了沿着长江，坐大船从武昌慢吞吞逆流而上去江陵。
武昌到江陵，直线距离不过四百里。但长江航道曲折，要先往南迂回到岳州府巴陵县（岳阳），从洞庭湖口过，所以水路总里程足足比直线距离多了一倍，有八百多里。
沈树人也当是巡视自己的领地、顺便深入了解各地民情，再考察一下岳州府那边的厘金钞关执行情况，摸一下同行的底——
厘金政策实施后，凡是跨省的贸易，都要缴纳厘金商税，但实际上试点各省设置钞关时，不可能做到真的在省界上设置关卡，因为很多省界都是山僻险阻之地。
就拿湖广和两广的交界来说，那是在南岭群山之间，去那儿设税卡就成本太高了。
所以，朝廷当初立法，也是允许酌情移动钞关到交通便利之处，只要别重复征税就好。
方孔炤这个巡抚，显然也是做得穷怕了。他手头有两个设厘金钞关的名额，一个是与四川的贸易，一个是与两广。
与四川的钞关没办法，只能设置在夷陵，因为张献忠盘踞在神农架和长江三峡，这条路今年下半年收入进一步锐减，出川做生意的商人都少了很多。
于是方孔炤的主要商税来源，只能指望湖广和南边的两广，但两广走灵渠沟通珠江、湘江的商旅数量又不多，也难征，方孔炤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钞关设在了岳州府的巴陵——
凡是从南方来，出洞庭湖口进长江的商船，一律认定为需要缴税。
这一招显然也招惹来了不少非议和反抗，毕竟如今湖南湖北是一个省的，南方来的货，未必是广东货，倒有一半多是湖南本地货。现在湖南的东西出湖进长江就算跨省，显然被搜刮的范围就扩大了好几倍。
沈树人路过岳州时，都差点被方孔炤派出来的税关盘查收税，验过印信确认他是官船、来江陵拜会上官、确无运货，税官才放行了。
过关之后，沈树人也不得不感慨，这末世的气息确实越来越浓重了，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一个个为了训练装备更多的军队，都已经开始不择手段搞钱。
毕竟，距离崇祯之死，只剩最后两年零几个月。
沈树人原本还怕方孔炤道德君子、无欲则刚，不好沟通。既然他也有捞钱扩军的需要，倒是容易怂恿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