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勋戚贵族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升斗小民身上所背的赋税也越来越多，到了明朝中叶的时候，很多人便被迫抛弃故土再次逃到了大山里面。
这些人便是官府口中的“逃户”、“流民”，而湖广省的荆襄之地更是全国最大的流民聚集地。
这片土地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的交界地带，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山深林密，沃野千里，是政府统治的薄弱环节。
虽然明政府一再严令不让百姓在此地聚集生活，但实际执行起来却遇到了重重困难，各个省份之间总会因为权责问题而互相推诿。
譬如河南省会把责任推卸给湖广，他们说正是因为湖广地区纠察不严才导致了流民的涌入，再比如陕西省也会把问题抛给四川，他们会说如果四川那头的口子封不住，秦岭这边的流民想处理也处理不干净。
因此，大家总是这样推过来挡过去的，最终的结果便是谁也不愿到大山里面去趟这趟浑水。
正因如此，随着年深日久，这一片广袤的山源地带所聚集的百姓也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成化年间，这里的流民竟然已经接近了百万之众。
流民一旦多了，就会衍生出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他们想要在此地谋求耕种狩猎的合法化，另一个则是，由于流民的日益增加，山沟里面的耕地已经很难养活这么多的百姓了，因此他们便想向大山外面扩展自己的地盘。
而这两点都是官府所不能容许的。
故而流民和官府之间的矛盾便会越来越深，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被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水旱灾害或者地震疫病等）所引爆，便会衍生成连绵不断地流民反抗官府的斗争。
例如成化元年这一年，关中和湖广地区大面积干旱，导致了大量新的流民涌入山中，进而也引发了流民和官府之间的一次大对抗。
成化元年三月，流民首领刘千斤联合石和尚以及刘长子等人，在荆襄这片大山之中聚集了数万流民自立为王，他们在七条进山要道上分别设置了七座屯寨，依靠地形优势与官军展开了持久的较量。
到了五月的时候，朝廷见当地官军进剿不力，便派出兵部尚书白圭提督湖广、四川等省的军务，并联合湖广总兵李震一同前往征讨。
李震到来之后，他见这些流民手里所拿的武器极其粗劣，且不说各种农具杂陈，就连那些能抵御弓矢的盾牌也是寥寥无几，因此他便想着自己率队先夺头功。
然而他却低估了这些流民对于大山的熟悉程度。
于是乎，他的人马被流民军包围在了一片山谷之中，流民军没有弓矢便用石块往下砸，流民军没有长矛便用滚木往下推，如此一来，李震的军队登时乱作一团，他们互相践踏，人仰马翻，死伤大半。
《明史·李震传》中曾经记载道，此战流民军光斩杀李震手下的军官就达三十八人之多。
李震败退之后，白圭大怒，他从湖广的诸多卫所调集了大军前来围剿刘千斤。
鉴于李震之前的教训，白圭这次决定兵分四路，每一路都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压缩刘千斤的地盘。
由于兵力的劣势和武器的悬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千斤的外围营寨便被官军悉数拔除了，无奈之下，刘千斤只得率队退回到了总寨那里坚壁固守。
在白圭看来，这些流民军既然只剩下一座孤寨了，那么拿下他们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流民军的守寨能力竟是如此顽强，他们屡次击败了官军的进攻，并且随着雨季的到来，官军甚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颓势。
见到情势出现了逆转，白圭急得是焦头烂额，幸好他的部下刘清出了奇计才改变了这场战争的走势。
刘清率领千余人马，从一条极其隐蔽难行的小路绕到了山寨背后，他们纵火焚烧了山寨的后营。
见到山寨起火，白圭立刻指挥大军开始从正面全力猛攻。
惊惧交加的流民军此时由于腹背受敌只能仓惶迎战，结果这一战，流民军大败而逃，官军斩首流民军达万余人之多，并且还俘虏了流民军的首领刘千斤。
此战之后，白圭兴奋地在大营里摆宴庆功了十余日，就连首战轻敌冒进的李震，都知道自己总算是将功赎过了。
然而他们这头还没庆祝完毕呢，当初从总寨里面逃走的石和尚以及刘长子等人，又重新聚集散落的流民，在四川巫山建起了新的营寨，再一次举起了反抗官府的大旗。
白圭得知此消息之后怒不可遏，他亲率大军来到四川，用数倍人马把刘长子及石和尚领导的流民军团团围在了山寨之上。
不过这次流民军所占据的山头，地势更加险要，易守难攻，且背靠悬崖根本无后路可抄，官军尝试了无数次的进攻，结果都是铩羽而归，无奈之下，官军便只好围而不攻了。
可是他们这头一不进攻，朝廷里面弹劾的奏章便蜂拥而至了，御史科道们纷纷指责白圭，说他怯战，说他连一些流民散匪都对付不了，根本就是无力统兵。
无奈之下，白圭只好硬着头皮再次率军出战，可是仓促迎战的结果只能落得个无功而返。
见此情况，白圭是郁闷得连连叹气。
就在这时候，四川总兵朱永倒是出了一个好主意，朱永让自己手下的一个小指挥张英进山去诱降刘长子。
此时刘长子已经被官军围困了好几个月，军心已经开始不稳了，因此张英天花乱坠的一番说辞很快就说动了他。
于是刘长子狠了狠心，便把流民军的另一位首领石和尚给绑了起来，然后又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降了官军。
就这样，此次流民大乱终于在一波三折中平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