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初中还仅仅局限于疯狂地学习无穷无尽的各种知识，那么到了高中，随着不同学科的交错关联，言羽渐渐地开始搭建起自己心中的架构来，其世界观便如大地与苍穹，慢慢地延展，拓开了一往无际的极简却又最复杂纷繁的结构来。
其中最大的感受，就是赫然发现，世间万事万物，竟然如此相通，相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比神奇。
比如言羽从小就很喜欢打乒乓球。一直觉得乒乓球擦网时都说“奶提”，“奶提”这个词实在太怪异了，完全和乒乓和网子没半毛钱关系，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后来学了英语，才突然醒悟过来，一下子明白这个“奶提”就是英文“网”的译音。而方波听了言羽的解释，顿时服了，觉得言实在太有好奇心和学习钻研精神了，有他这样强的求知欲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相信这世界上还真没有多少事是他弄不清楚想不明白的。
那时候言羽除了学习，打游戏非常厉害，可以说是名震九中附近的通锦桥游戏场。最早的街机其实程序比较简单，如果掌握了技巧，打飞机或者打街霸，一个币投进去了可以玩很久，甚至打通关了还可以接着继续玩，就经常有人能像言羽一样一个币打一两个小时都完不了。
所以后来游戏厅老板看见言羽去了，就经常直接塞给他一大把游戏币，让他去负责去把整个游戏厅清场，就是投币去和别的人pk，一旦有新的投币进去，那些人原本和机器对打的模式就会直接切换到和新来的人对打，然后胜者才能继续和机器打。
言羽经常噼里啪啦一会儿就把整个游戏厅的人全部扫一遍，打遍天下无敌手，每当这时，身边就会聚集好多人围观，有些不服气的人，还会不断投币进来和言羽对打，场面好不热闹。
有时候九中的不少同学都会来给言羽加油，还一个劲儿地吹嘘言羽是“通锦桥街机霸主”，言羽对此却只是一笑置之。
在他看来，打游戏也和语文课上学的课文《卖油翁》一样，只是一份熟练功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唯手熟耳”。
就像鲁迅先生把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写作一样，自己把本该吃饭吃面吃好吃的东西的伙食钱，都省吃俭用只吃干锅盔省下来了，再把同学们吃饭甚至上晚自习的时间都用来打游戏了，这还打不好，那才是奇怪了。
中学期间，绝大多数同学都极度讨厌文言文，认为那些过去的文言文太晦涩难懂，没必要学。但是在言羽看来，正如鲁迅受章太炎影响深爱文言文一样，言羽也觉得自己骨子里就有中国古代文人的气质，发自内心地喜爱文言文，每次考试言羽的古文部分基本都是满分，文言文稍微考得难一点，他就立刻可以和其它同学拉开差距。
在他的眼中，很多的古文，包括被老师罚抄了几百遍的《鱼我所欲也》，都代表着那些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相处的快乐而难忘的时光，无论经过多少岁月的洗礼，只要一提到那几个字，也会瞬间闪起异样的光采。
而这时的言羽，因为喜欢高辉的曲、田蓓的舞、杨琴的画、方波的歌，喜欢各种各样艺术的美好，也越来越惊喜地发现，学习和生活之中，竟有如此多的异曲同工之妙，等待他去一一地发掘和领悟。
比如言羽因为喜欢鲁迅，所以爱屋及乌，也喜欢一系列与鲁迅有关的优秀的人物及其作品，无论是章太炎、蔡元培，甚至于也喜欢丰子恺的漫画。
而中国人的成语“爱屋及乌”，在英语里，竟然也很相似，只不过说的是狗：
love me，lovedog。
鲁迅有一句话十分著名：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不过在言羽看来，鲁迅的牛的精神，一生之中还是太过于凄清苦闷，如果能再活泼一些，或许能更有生趣兴味。
说到鲁迅的孺子牛文学精神，却有一种艺术形式十分吻合，那便是李可染绘画中的牛。
李可染自称其为“苦学派”，其实精神风格和鲁迅的文学风格很像。1931年5月，杭州“一八艺社”在上海举行习作展，鲁迅为展览写小引，李可染的作品才开始受到注意。
水墨画是绘画的一种形式，更多时候，水墨画被视为中国传统绘画，也就是国画的代表。基本的水墨画，仅有水与墨，黑与白色，但进阶的水墨画，也有工笔花鸟画。在中国20世纪画坛，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李可染的牛，被人们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动物画得好的，比如李苦禅的鹰、冯大中的虎、娄师白的鸭等。
在言羽看来，世间五味百态，如果只贪图于苦学一味，终究入了牛角尖，落了下乘，在言羽看来，无论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甚至黄胄的驴，都比李可染的苦牛要活泼有趣得多。
传统的中国人，在艺术上极讲品位，对题材很挑剔，说白了，就是不那么大众化。而毛驴，黑乎乎，脏兮兮，入不了大雅之堂的。但黄胄画的驴，不仅画出了毛驴的憨态可掬，更画出了驴之美德，并为千百年来备受人类歧视的毛驴正了名，确实是挺了不起的。他曾赞叹毛驴：“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其实，这恰恰是画家人格的自我写照。和李可染的苦牛，亦有相通之处。
黄胄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和佛法所说的精进修行是完全相通的，他说:可画的种类很多，但求一门精，只要一直坚持练习，终究会出好作品。
而静心和专注，正是登上科学与艺术殿堂至高境界的不二法门。
这一点从学习竞赛中言羽也深有感触。相比万敏，言羽兴趣更广泛，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样样喜欢，样样“精通”，样样都能拿奖，而万敏主要就只钻研数学物理，就只能数学和物理的奖项。但是真正深入到其中，同样的数学竞赛，两人省赛虽然都能拿省一等奖，但是言羽知道，其实有些题目是自己不会做的，只是自己从题目的四个选项排列组合逻辑中推断猜测出正确答案来的，而万敏则是真正靠自己实力一步一步真实解出答案来的，比如复数和微积分，自己就学得很差。
也正是因为自己兴趣太广，精力有限，不够全力专注于一域，所以不够精深，全国竞赛赛就很难拿一个一等奖，而万敏就可以拿很多，几乎每年都可以稳定地拿。这就和黄胄所说的一门精是一样的。
言羽相比万敏，就极喜欢英语，后来也学了法语和日语，喜欢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关联奥秘。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句话最早起源于被用来形容鲁讯的战斗精神。
其英语对应的成语亦有相通之句，却是：
ceasethe struggle and ceasethe life.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在言羽看来，托马斯?卡莱尔和中国传统的一些大家颇有相似之处，比如他的人生态度：
“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
他1809年入爱丁堡大学，后来还当了爱丁堡大学校长。
他的一些观点，其实是十分准确的，后来言羽所创立的先灵派科学体系，竟也与之不谋而合：
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感情是人类思想的起源；而决定人类身躯和存在的乃是人类无形的精神世界。
科学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许多解释，但它还是浅薄的知识，因为它掩盖了伟大、深沉、神圣而不可知的无限领域，这个领域人们永远不能完全渗透，任何科学对此也显得非常肤浅而无能为力。
。。。
年轻的时候，言羽和万敏讨论时，曾经像之前的很多年轻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一样，曾经这样怀疑过：世间的科学真理，或许早都已经被发现得差不多了，后面我们能做的发明创造，可能已经寥寥无几了吧。
但是后来，随着岁月的磨砺逐渐成长，言羽终于意识到，其实世间万物，无论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其实都是与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天性/交融相通的。
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无论文学艺术，还是数学物理，都会有其发展中的“黄金时代”，比如蔡元培的北大美育文化群英，和20世纪上帝掷色子一般的哥本哈根物理群星。
而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其实正是在于人文氛围和思想环境，正所谓“德艺双馨”，真正伟大的科学和艺术成就，都离不开人性最初最本真的美好。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索尔维会议中，大辩论辩论的败者爱因斯坦与薛定谔比胜者玻尔与海森堡更著名。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海森堡暗示请求玻尔帮助德国造原子弹时被拒绝的委屈，当玻尔---那个他视为严师、慈父、 良友的玻尔，那个他们背后称作“量子论教皇”的玻尔，那个哥本哈根军团的总司令和精神领袖---当玻尔反对他的时候，这会让海森堡感到何等的委屈和悲伤。后来当玻尔又一次批评他的理论时，海森堡甚至当真哭出了眼泪。但是他忘记了，当时德军已占领了差不多半个欧洲，并正向莫斯科推进。海森堡在政治上的幼稚和细致感情的缺乏，使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丹麦科学家玻尔就从未把他当成朋友或保护者，而是仅仅把他视为占领军的代表。
此外，言羽从小痴迷军事，而中国军事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科学人物，也让言羽真正理解了科学与艺术内在的深刻关联。
科学和艺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成就了钱学森的人格及其事业和生活。
钱学森对文艺的热爱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早期教育。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学教育学，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让他学理工科，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他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有极大兴趣。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虽读理科，但也学习绘画，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舜。大学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管乐队，吹小号。
1930年暑假，钱学森在家养病时，到书店买了一本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写艺术史的书，他不曾想对艺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他，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当然，也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交大毕业前夕，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讲的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
参加这个协会，是他的同窗好友马林纳介绍的。马林纳除了研究航空和火箭，还是一个抽象派画家。钱学森给协会写了一篇讲艺术的论文，提交了几张艺术摄影作品就被吸收为会员。
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装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钱学森的老师也很鼓励他“不务正业”，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摄影等，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协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这些才华很重要，在这方面钱学森比他强。
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因为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了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而此时的钱学森，则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分别十年后，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回国。
每当蒋英忆及往事，仍回味无穷：“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即使在美国整整5年的软禁生活里，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遣孤独和烦闷。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
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是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他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