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中不是没有人才，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是像这样作系统性地归纳的，没有几人。
在奉系内部多为老派将领，这些人久随张作霖，虽然在一些大战中出力甚多，但是作风粗糙，有浓烈的军阀作风。还在关外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主张张作霖作关外的“土皇帝”。奉军官兵也有很重的恋乡情结，对在异乡出兵打仗有本能的排斥。
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奉系相继得到兴安、蒙古、甘肃、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区，实力大增。随着奉系实力的扩大，渐渐地占山为王、武装割据、拉帮结派、分封诸侯的思想又涌了上来。直系在分裂，奉系又何尝不是？只不过他们变异得比较缓慢而不显眼罢了。
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大老粗一个。虽然在奉系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侥幸成功了，对中国的危局却浑然不觉，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野心不过是在东北获得一些好处，倒不至于真正威胁他的统治或是更有甚者有吞并东北的野心。在得到近10个省区的实力后，禁不住洋洋自得，大有“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想法。在进入北京之前，他在天津对西报记者谈话，谓“彼仅与曹锟商议善后，吴佩孚不过是一师长，不应过问政治”云云。
张汉卿对奉系上下自骄的情绪非常担忧：外敌环伺，内分南北。以奉军实力，对付各派军阀稍有见长，与日军实力却又相差太远。他时常与张作霖点评奉军人物，臧否时事，以内部人才凋零，少有能独当一面及有战略眼光之将帅奉劝乃父，要驱除日本人之威胁、行统一中国之大业，为时尚早。
在张汉卿看来，奉军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只有韩麟春。其余像丁超、汤玉麟、熙洽、万福麟、于珍、张景惠、许兰洲等辈，只可做一方镇守使，有的甚至连标准的将官都不能算。稍出类拔萃的如姜登选，因性情刚毅果敢、豪爽轻财、不唯荣利、治军严明，且能与士卒共甘苦，在士兵中享有很高威信，但却不是好的指挥官。虽然正史上姜也名列“奉军五虎将”之一，但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突出，有时用屡战屡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是以张汉卿善用其优点，任命其担任军队的政治部主任职务，也算是人尽其才。
郭松龄也是将才，在奉军高级军官中可谓凤毛麟角，可是因为有史上的“滦州之变”，张汉卿还是希望把他牢牢地栓在身边。万一他仍向正史上那样反戈一击，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又成泡影，搞不好威力更大。
张作相算一个人物：他久随张作霖，沉稳忠心正气，深得上下信赖，在奉军中很有威信，在正史上也是张汉卿的忠实臂膀。张汉卿对他的评价是坐镇中|央尚可，出任地方诸侯未免小用、开拓能力又不足。
杨宇霆是个人才，但是因为招募私兵，已被废黜2年。这个人在军工装备上是一把好手，正史上虽然跋扈了些，真正本领是有的，是将来总装备部长的有力人选。张汉卿想建议张作霖重新启用杨宇霆，却又得要努力防止其结党营私，自成体系。
张汉卿觉得自己算一个，但他还处在给奉系夯实地基阶段，这也是他的强项。对于战略筹划，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穿越的优势所能带来的了。这是个费时费力而又漫长的工作。
一句话，奉系与人民党系表面上强大不假，但内里还是一团糟。
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等人有想到过一些，但苦无良策。现在张汉卿找来的蒋百里，能把问题看得这么透，本身就是个人才，少帅用人的眼光，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蒋百里的能耐，在于顺“势”引导，就像他毕生所坚持认为的中国必胜之论：“知道自己的问题，努力去改善就是了！至于是不是为此就畏敌如虎？又不至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缺点，公知否？
直系磨刀霍霍，意欲卷土重来；日本人虎视眈眈，时有吞并东北之意，是我们面临的直接压力。试问在坐诸公，如果日本猝发一击，目前在东北各要隘有多少军队可以一战？又有多大胜算？每次东北与日本或有争端，日方辄以拒绝使用南满铁路为要挟。这样一来，只要在短期内集中到优势兵力，必然瞒不过日人。所以日军在东北可从容布局，而我军则处处受到掣肘。
是以日本每逢军事压力则集中优势兵力，而我方之面对人力稍嫌不足。长久以往，惧日之风大增，是以逢与日方争执处，政|府即未行而落下风。至民间，则恨日与惧日并存。恨日者，为日人多行不法；惧日者，为政|府不能有效维护民众利益，辄以软弱应对，久之让日人骄横之心日增，则我民众惧日之心日长。若不能改变局面，不用战，我已败。无他，民心已失，士气已无。
日军是否为其所传诵之不可战胜？我看此言大谬。”
蒋百里以他对日本军史独到的研究，以奉军官耳闻能详的日俄战争和军神乃木希典为例，谈及日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
“国内外军史及军事家都认为，日俄战争中日军海陆军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强国出现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日本的胜利，其实是惨胜。
以战后号称日本‘军神’的乃木希典的战术来看：自1904年6月下旬始，他以3个师团、2个预备团、2个野战炮兵旅团共5.6万人兵力和386门大炮的绝对优势，却采用了空前的‘肉弹自杀战术’，向旅顺3.3万俄军发起3次总攻，历时近百日。日军狼奔豕突，血肉横飞，乃木用人海，地道，夜袭，甚至组织了三千五百名头绑白布的敢死队冲锋，均以失败告终，战死日本军人5万余人，旅顺仍在俄军手中。对此，连大力举荐乃木的山县也主张撤乃木之职，追究其败因。然而，明治天皇从为了要让民众军人能盲目服从天皇信仰的愚民愚军政策需要而否决了山县提议，保了乃木败将。
其实，在这场攻防战中，乃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愚将、败将。战斗在进行之中，许多战死士兵的乃木部下家属，在东京向乃木住宅扔砖瓦，叫骂其为‘杀人鬼’。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1906年1月14日，乃木希典抛下数万日军的白骨和两个儿子的尸体回国。在回国途中，乃木于船上迎风洒泪，赋诗曰：‘皇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城尸做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在天皇给乃木组织的凯旋祝捷大会上，乃木希典的第一句话就是：‘吾乃杀乃兄乃父之乃木是也！’欢迎人群中的人们痛哭一片，思念战死的亲人。在复命日本明治天皇时，他将攻打旅顺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引以为咎，愿以死谢罪，而明治天皇却再次将他赦免，并赐他功一级，从二位，晋伯爵，并补军事参议官。
以上讲的是日军的战术与战力的不足，即使是战略劣势，日华强弱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日军远离本土，后勤补给殊为不易。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即战无分前方后方，所以敌方之枪械所、仓库、粮站、车站、基地、哨所、警所等均是我袭击之对象。日军战线越长，则于控制战场能力越弱。
少帅独具慧眼，他深知中日之战不可避免，提前在西北、华北布局，以奉系之发展潜力，假以时日，彼消此长，我们在东北则会越来越有优势，则日人越来越不敢轻动。
但是打败并驱逐日人，并非仅靠征用强大的兵力。欧洲各国，自实行宪政以来，国家的组织能力、政治机能日强，现役兵数以人口百分之一为准，每年之军费，以国费三分之一为准。所谓‘准’，讲得即是度，不然谓之‘穷兵黩武’。在后方非战斗员的劳力与生命，恐怕比前线的士兵有加重的责任与危险，而一切新设备之发源，在于国民新经济法的成立：‘战争所需要，还是在一个‘钱’字。
东北的边境与日本势力范围接触的面积太大了，严重地削弱了东北军在东北的兵力优势。日本在关东州、南满铁路沿线、中朝边境（辽宁、吉林两省）以及黑龙江背后（俄国之海参崴、伯力以及东西伯利亚、蒙古、热河之赤峰）等地均有势力范围，驻有军、警。这些地方，均是交通四通八达，渗透极为方便。奉军处于守势，处处被动，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
为今之计，当以优势兵力扼守要冲，以能守日军所必攻。各军之间，须能互相照应且联络方便。对日本，当虚于委蛇，以取得长时间的稳定来求得发展。”
蒋百里洋洋洒洒，给东北军新老将领上了一堂很有启发性的课，也给部分恐日惧日军官们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张汉卿早就有心讲述的意思，目的即是为了让麾下的奉军将领明了中日之间的差距，也有针对性地指出日本的弱点，从而使奉系军官能把深藏在心底里多少年的恐日情绪再减弱一分。作为外来人的蒋百里的强中弱日的定论，与少帅平时浅移默化的灌输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方向，让一些奉系高层对日减少了几分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