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敞是急匆匆赶到白鹿原的，反正京兆算他辖区，任弘虽然没急着进宫，但大概已知晓这几个月发生在长安的事了，却仍淡然在厅堂置酒，给张敞倒茶。
“这茶还是子高做蜀郡守时送来的。”
看任弘的肚子就知道了，他家吃肉比较多，故这种来自蜀郡的消食饮品很受欢迎。说来也奇，反倒是瑶光没胖，按理说她的人种体质，又生了四个娃，过了三十应该是五大三粗的大妈才对，还能保持好身材简直是奇迹。
也罢，家里的轻坦有任弘和萝卜两辆就够了。
张敞将盖宽饶昨日自杀的事又说了一遍，任弘颔首：“盖宽饶这一死，天子连台阶都没了。”
盖宽饶毕竟是一个私人道德比较完美的清官，也做了不少有益于民的事，同情他的人还真不少，难免有所抱怨，将盖宽饶的死当成得罪平恩侯等权贵的下场——但一想到这权贵里居然有韩敢当，任弘就只想笑。
“子幼如何了？”任弘更关心他的朋友，杨恽居然是唯一一个上疏为盖宽饶说话的人，若盖宽饶不死，皇帝也不会搭理杨恽，可如今天子有些难堪，遂迁怒于杨恽，罢免了他的大鸿胪之职，赶回家思过。
“西安侯是知道的，子幼为人无私，有文采，但尖酸刻薄，在朝中结怨很多，这些年若非西安侯护着他，陛下忍着他，这九卿早就做不下去了。”
盖宽饶死后，杨恽有些悲愤，也预料到自己必将受牵连，对张敞说：“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也不能自保，正如古人所说，鼠不容穴衔篓数者也。”
言语中多有怨言，但张敞现在也没工夫管杨二郎的牢骚，只对任弘说了自己的上疏和盖宽饶案引发的学术动荡。
“案发后，公羊春秋博士严彭祖言欲与盖宽饶划清界限，然平日里二人交游甚多，传《公羊春秋》于盖宽饶者便是他。”
“严彭祖是洗不清了，他不但是授盖宽饶春秋者，还是孝昭时借泰山大石之事，首倡禅让的眭弘弟子。”
眭弘有弟子一百多人，只有严彭祖、颜安乐最精通，他们二人提问题疑义，各有见解。眭弘曾说：“《春秋》的意旨，在这两个人了！”
如今公羊春秋处于风口浪尖，严彭祖恐怕要难了，就算能撇清和盖宽饶的关系，还能和已死多年的老师恩断义绝不成？
张敞又说，其余五经博士也纷纷和公羊派划清界限，同属于齐学阵营的齐诗博士翼奉便率先上疏举咎公羊春秋有不当之论，再加上翼奉的师弟萧望之在学《齐诗》之余还学鲁论语，又学了榖梁春秋，这一派应该是稳的。
“此外最着急的，莫过于韩诗。”
韩诗乃是燕人韩婴所创，而这次盖宽饶惹怒天子的奏疏里，便引用了韩婴《易》传里的话，这下韩诗可跳脚了，在急切地寻求告老的王吉相助。
其余各家，但凡在典籍义理里鼓吹”禅让“的，都开始诚惶诚恐，这个被儒生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忽然一夜之间成了敏感词。
还是《左传》好啊，就算是贯长卿传授给的原文，也没有半个字提及禅让，在任弘加进去的义理和频繁出现的“君子曰”中，更不会无缘无故扯到。
墙倒众人推，张敞也乘机上疏，以为公羊春秋中有些异端邪说，恐会迷惑世人，应该对其加以批判彻查！
任弘却笑着摇头：“陛下绝不想被诸儒以始皇帝焚书讥之，故不会单独惩处公羊，而是会让天下名儒聚集在一期，以讲述五经异同的名义，行批驳公羊之实。”
他送张敞出门时还叮嘱他：“立刻遣人去河间国，让解延年来长安一趟。”
解延年乃是贯长卿的二弟子，学的是《毛诗》，和左传一样，仍未能录入官学，张敞不是说韩诗可能受牵连么，这倒一个机会，就算不能取而代之，加塞进去也不错。
贯长卿的大弟子则叫徐敖，在鲁地那边跟孔家学了点古文经，对任弘为左传断章句定义理颇为不满，已经和他决裂，视任弘为异端。
而等下午，任弘携带家人回到长安尚冠里，正要进宫述职时，皇帝的诏令便先一步抵达。
“朕闻之，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然因去圣久远，《五经》章句烦多，各有分歧。太常魏相、京兆尹张敞奏言，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
“于是下太常，天安三年七月初一，二府、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石渠阁，讲议《五经》同异，使大司马骠骑将军任弘、太常魏相等平奏其议，朕亲称制临决！”
……
这份诏书，是由藤纸所制，皇室专用的上等好纸。
早在十多年前，任弘就在西汉本就有的灞桥纸基础上，于白鹿原庄园里鼓捣出了造纸术，最初只能产劣质到只能擦屁股的厕纸，几年后工艺成熟，麻纸藤纸已能书写。
五年前，任弘将造纸工艺献出，以解决公文繁杂简牍不足的问题，如今虽然尚未完全取代简牍，但昔日的帛书已经渐渐退居二线，谁让它们太贵了呢。
不过，这只是任弘为另一样新事物做的铺垫，他可藏了私呢。
瑶光见任弘接诏后一脸肃穆，有些诧异，她可是好几年没见丈夫有这种神情了。
“良人，出了何事？”
任弘将诏书捧着放到收录他家装刘询制诏的盒子里，已经有上百份了吧，这可是要传家的文物啊。末了才对瑶光道：“要打仗了。”
“哪又要打仗？莫非是乌孙？”瑶光抱着她家双胞胎之一的小左，眼睛都亮了。
说起来瑶光就恼火，母亲解忧太后本来在四年前，匈奴残破，弟弟大乐行了冠礼后就该回来，都怪那坚昆、呼揭二国太无能，竟将郅支的残兵败将放到了康居。
康居王一直担心汉朝再度西进，先前就收留了乌孙王子乌就屠，如今又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回嫁了自己一个妹妹给康居王。之后，郅支单于借康居之兵，屡次大败坚昆、呼揭、乌孙的追兵，如今凭着匈奴单于的名头，数击乌孙边境，又勒索那几个粟特人城邦，令其每岁纳贡，葱岭以西没有一岁是安宁的。
朝中也曾提议派兵西征，但天子这几年不欲兴兵，再者郅支也不敢明犯西域、北庭，就一直耽搁了下来，这使得解忧迟迟不能放心归国。
任弘摇了摇头：“不是疆土与甲兵之战。”
他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这是一场理念之战！思想之战！”
瑶光有些失望，这几年任弘常与他的弟子刘更生玩辩驳的游戏，不就是吵架么？
“没错，就是吵架。”
任弘笑道：“但吵架的结果，却不逊于两国决战。”
治国理念，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争端，虽然没有硝烟鲜血，却比邦国一城一池的争夺更重要，影响也更加深远。
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朝的法儒之争，再到汉初的黄老与儒家之争。而汉武帝时废黜百家，表彰六经，尤其以《春秋》地位最高，它不仅只是一本经这么简单，可以豪不夸张的讲，已经相当于西方中世纪圣经的存在。
从那以后，子学时代宣告终结，经学时代开始了。
铜锣湾只能有一家正统春秋，遂有公羊与榖梁的第一次交锋。最后，榖梁的传人瑕丘江公因为不善辩论，不敌公羊派的董仲舒。榖梁退居民间，公羊则成了被朝廷承认的官学。
但在任弘看来，与其说当年榖梁输在辩论时，不如说，输在了内容上。汉武帝继位后，在认识董仲舒公孙弘之前，先接见了榖梁派的申公，但老迈古板保守的榖梁让刘询颇感无聊，反而是公羊派的权变让年轻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精神一振。
大一统、尊王攘夷、九世复仇之说，简直是为他改制与征伐匈奴量身打造的理论，故汉武尊崇公羊春秋，使其列为五经之首。公羊春秋对历史演进显然是有大功劳的。
可如今，诸侯削弱，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帝国的大一统终于完成；匈奴残灭，九世之仇已报；南越朝鲜西南夷西羌皆列为郡县，周边几乎无夷可攘，而公羊后学们也在盐铁之会后趋向于保守，不再支持拓边。
大汉面临的新问题，公羊春秋已经无法做出解释和应对了。
反倒是《公羊》学坚持的三统论渐渐抬头，危及皇权和家天下，刘询感到威胁，欲对其加以批判，这才有了石渠阁之会。
任弘只能说，公羊春秋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现实就是这样，当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
已经不能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学说，必将落伍淘汰，或者遭到吞并，以另一种形态悄然存在。
“这场论五经异同，公羊必遭黜落。”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便公羊博士和弟子们口才再了得也无力回天，除非他们洗心革面彻底修正董仲舒传下的那一套三统论、新王说，为皇帝的新需求服务。
但汉儒注重师法，已经确定的义理几乎是无从更改的，若是强行更改，会导致严重后果。
比如博士里的《易》一家，原先的博士是田王孙，其大弟子孟喜不遵师法，在田王孙死后，博士缺，本来轮到孟喜，结果众人举报他改改师法，遂不用，刘询定了梁丘贺为易博士。
这也是任弘选择左传的原因了，左传传承单薄，十年前还是大篆古文，掌握的人只要个位置，未定章句，更无义理，何谈改师法。
“我才是首定义理的祖师爷！”任弘可是在左传原文一字不改的基础上，依靠“君子曰”塞进去了不少私货。
公羊春秋命运已定，这个引领了大汉数十年政治的指导思想将被批倒批臭，意识形态空缺，如同大位空悬，自然要有新的理论补上。
诏书上被天子选定“平奏其议”，也就是做裁判的两个名字，一个人自己，另一个是魏相。魏相也和张敞一样，对公羊春秋落井下石，他虽然学的是古《易》，但却和榖梁派与鲁学走得很近。
看似三方角力，实则却是两强相争，其余各家的异同，更只是过场和点缀，无关大局。
任弘知道，他曾想拖一拖的时刻，终究还是提前来了，绝非最佳时机，却不能不应战。
“因为，此役将决定左传、榖梁谁能取代公羊，成为帝国正统学说，从而引导百年国运。”
“将决定大汉朝这艘巨舰，她的未来究竟向前奋进开拓，还是向后倒退复古。”
“也将决定，我十七年的努力，是否会被辜负！”
……
PS：第二章在晚上，第三章在0点前（尽量，这几章根本写不快）。
(本章完)